中国经济

  • 大误判!中国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美国,而是……

    文:功夫财经 美国经济顾问库德罗提议全额报销美企搬厂回美国?日本拨出28亿美元资助日企撤离中国?美欧日要摆脱中国供应链? 这两个消息都有不准确的地方。库德罗只是建议美企搬回中国的费用可以在税收中抵扣,而不是全额报销。日本用28亿美元“脱中”也是儿戏之说,这笔钱只能资助一小部分企业回迁。 不过,不同观念阵营中,都有很多人认为美欧日韩“脱中”是必然。只不过,一群人对“脱中”忧心忡忡,另一群人对“脱中”热血沸腾,因为这满足了他们的“冷战的铁幕已经落下”的想象。 对于所谓的“脱中”,首先,它并不取决于哪个国家的政客的决定,它只是考验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其次,单凭欧美日韩不可能实现“脱中”,但欧美日韩+越南印度确实可能让一些产业链移出中国,实现“脱中”。 太多人始终关注美国的举动,但美国其实是大客户,中国真正的竞争对手始终是越南和印度。 有一股力量始终在帮助中国经济 外国政客喊“脱中”也有一些年头了,他们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有一股力量始终在帮助中国。 这股力量是什么?我讲两个故事,你就明白了。 一个故事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李白小时候不爱学习,到处游玩。有一天,他看到一个老奶奶在磨一根铁棒,就问她为什么磨。老奶奶说要把铁棒磨成针。李白说,那怎么可能!老奶奶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李白顿悟,发奋学习,终成伟大诗人。 每一代中国人都要喝这碗鸡汤,但很少有人想过这碗鸡汤存在的问题。 另一个故事是,1767年,亚当·斯密辞职回乡写作,9年后《国富论》问世。亚当·斯密在书中写到,如果由一个工人从头到尾制作针,一天最多制作20根,甚至可能连一根针都造不出来。要知道在伦敦的制针作坊里,共有18道工序,如果10个工人分工,每人专门做一两道工序,他们一天可以生产4800根针! 老奶奶的故事,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老奶奶花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磨一根针,这段时间,她就种不了田,织不了布,她吃什么?穿什么?最后,针倒是磨成了,但老奶奶可能也饿死了。 但是如果她不是住在穷乡僻壤,而是住在伦敦城边,那么,她只要拿一个鸡蛋,就可以去制针作坊换回十几根针。一只老母鸡一天的成果,比老奶奶一个月劳作结果的10倍还要多。 这就是分工、规模经济的伟大力量! 分工带来效率,经济规模越大,分工越细,效率也就越高。 就拿李白自己来说,虽然一生坎坷,但他毕竟是作为一位专业诗人过完一生。如果他脱离了唐代的分工体系,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子里,那么,他只能做一个专业农民。 全球化就是把全世界的人连入有史以来最巨大的规模经济和分工体系中。全球化,让全世界可以分工出数千万科学家、数千万医生、数千万程序员……而在一个与世隔绝的1000人的村庄里,连一个科学家、一个医生、一个程序员都不会有。 规模经济不是1+1=2,而是1+1=2.1,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在这里100个“1”相加,它不是等于100,而是等于300、400…… 中国正是因为对内改进产权、对外连入全球大分工,才建立起目前比较完备的产业链。 你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化,就是向一个鸡蛋换十几针的方向移动;而逆全球化,就是向花几个月时间磨一根针的方向移动。 相信你能明白,向一个鸡蛋换十几针的方向移动,收益实在是太大了。全球化短期可能受挫折,但长期来看,谁都无法阻挡这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些年,中国和美欧日韩的外交关系起起落落,但始终订单不断,完全是因为全球化的内在力量在帮助中国经济。俄罗斯也好,非洲兄弟也好,南美兄弟也好,其实都不能帮中国企业赢得订单。 中国GDP目前占世界GDP六分之一以上。“脱中”,不是把企业迁回国内那么简单的事,而是需要全面重塑国内分工体系,这没有哪个国家做得到。政客发了话,企业也不一定听。 对于中国而言,更不可能退回到自己磨铁棒的时代。 中国的风险,却是越南印度的机会 尽管美欧日韩的政客们无法通过回迁企业实现“脱中”,但,如果考虑政治风险将这些国家的在华企业迁往印度、越南或其他东南亚国家、或是南美巴西之类,那对于中国的很多产业确实是巨大的威胁。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说,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还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美国是第一梯队,欧洲日本是第二梯队。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 相对而言,中国的选择其实是比欧美日少的。因为欧美日可以选择同为第三梯队的越南、印度作为替代。 当然,目前中国的资本实力、产业优势、制造能力肯定比越南和印度强得多,对此,中国人确实有理由自豪。虽然短期不用太担心越南、印度,但长期绝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中国比起越南、印度,并没有梯队级别的差距。 而且,不管中国怎样发展高科技,数亿制造业工人始终是要和越南、印度的工人竞争的,他们不能突然变成高科技人才。如果这部分工人的工作岗位被越南、印度的工人抢走,那代价是中国无法承受的。 越南、印度有很多不足,但也在很多方面拥有令人畏惧的优势。 例如,它们有非常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劳动力充足且养老负担轻。又例如,民族意识上,越南人、印度人没那么高调,短时内不至让欧美大客户疑惧。 有人说,越南、印度没有中国这么齐全的产业配套,所以无须担心。但回想一下,1978年的中国又有什么产业配套?改革开放以后,不也很快就配套齐全了?越南、印度的工业基础比1978年的中国好得多,只要它们加快市场化、全球化,实现产业配套的齐全是分分钟的事。所以,千万别迷信产业配套的不可替代性。 这次疫情引发的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是越南、印度巨大的机会。当然,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还得看它们有没有一批优秀的改革者。 中美在分工体系上并不是竞争者,然而,很多人的心态却是:“我是老二,我料定你会打压我,所以我一定要和你争斗。”他们没有看到,欧美政客决定不了资本的选择,更抗拒不了全球化的伟力;他们也没有看到,潜力巨大的真正竞争对手,正在身旁虎视眈眈,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 中国无法回避的信念大考 伟大的群体心理学家勒庞早就说过: 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 目前所有的内外经济挑战,说到底,都是对中国人的信念的考验。 1978年以来持续数十年的改革开放,究竟有没有把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信念,深深地刻入中国人的精神基因? 如果大众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信念很坚定,那么,中国可以和越南、印度比赛,看看谁能以更大步伐减税、取消管制。谁做得好,谁就能吸引到更多外资、更多订单。如果中国做得好,欧美政客的“脱中”意图就必然落空。 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印度,都应该欢迎这种竞赛。在全球分工中,你追我赶,任何国家的经济崛起,都是对他国有益的。怕就怕自己拱手让出赛道,独自跑一边去,那才会成为受害者。 如果大众因为欧美政客的言论,而激起对抗心理,经济上趋向封闭,对内相信计划、干预,就会把外资和订单赶到越南、印度,那恰恰中了欧美政客的计,是自己帮助欧美政客实现他们的“脱中”意图。 从第一轮考验来看,情况并不乐观。 这个老板的心态,在中国并不少见。 当下,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只希望在后面几轮更加严酷的考验中,大众能够表现出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信念。 祝福中国经济!

    April 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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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提拔金融专家出任地方高官 整顿经济防控风险

    路透新加坡/北京12月27日 –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竭力应对经济放缓的同时,已经着手采取新战略,将一大批金融专家提拔到地方领导岗位上,以管控风险和重建地区经济。 自2018年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岗位上任命了12名国有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的前高管,这些人当中有的还处理过曾引发金融崩盘忧虑的银行和债务危局。 路透研究发现,在2012年那次领导干部大调整之前,有这样金融背景的省级高层官员仅两人。 最近获得提拨的金融专家中有北京市副市长殷勇和山东省副省长刘强。殷勇曾是央行副行长,刘强则在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多家国内大型商业银行任职。 另一位新近获得提拔的官员是重庆市副市长李波,他曾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司司长。 上述任命似乎使这些官员走上了快车道。中国正在筹备2022年的人事改组,届时政治局25个成员中的大约一半将被替换,其中包括副总理刘鹤。刘鹤负责领导经济改革,同时兼任中美贸易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 **炙手可热** 香港独立研究平台Plenum的合伙人Chucheng Feng说:“由于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面临金融风险,现在银行家需求旺盛。” “这些前银行家和监管者肩负起预防和减轻重大金融风险的任务。” 目前正值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近30年来最慢,同时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也有所下降。 今年有五家地区性银行受到管理或流动性问题的打击,在意料之外的角落发生破坏性债务暴雷的可能性由此上升。 “我们需要准备好应急方案,”新华社在本月由习近平主持的一次重要经济会议之后表示。 新华社称,“在结构性、机构性和周期性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背景下,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 分析师们称,由于压力增大,地方政府预计在管理金融风险以及削减地方干预的救助成本方面率先行动。 “任命央行副行长担任省级官员,可以将金融政策与地方做法更好地整合起来,提前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表示。 “这样的任命也表明了官员任命方式的转变。” **值得进一步观察** 以往,金融高管很少被委任到领导岗位上。 习近平2017年开始强调金融专业的重要性,并提拔了不少金融高管人士。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习近平在一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会议上说。 12位在习近平任内被提拔至省级干部的前金融高管人士中,有一半人是1970年之后出生的。 今年48岁的张立林是资深银行人士,曾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20年,在三家国有金融机构宣布投资陷入困境的锦州银行之后,他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 今年中国宣布的一项银行风险处置计划,对于解决高风险金融机构面临的问题方面是个里程碑。 今年9月,现年53岁的原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谭炯调任贵州省副省长。该行是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 据国信证券的一份报告,地处西南山区的贵州是中国债务负担最重的省份,截至2017年末,全省地方政府负债率高达161.7%。 的确,以前曾有一些高层政治人物在金融业显露身手。 1990年代初,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就曾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但是,走上高层领导岗位的金融业高管越来越多,暗示这是一条新的晋升之路。在中国的体制中,领导人经常需要在地方政府历练数年,才能向上晋升。 “对于那些关注2022年以后形势的人来说,这些官员值得关注,他们可能成为习近平之后新一代领导层的组成部分,”Feng表示。 “中央政府可能会把这些官员留在地方政府并提拔他们,他们有较大的升迁机会。”(完)

    December 2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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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蛮族勇士(老蛮): 北京经济怎么了?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北京市统计局官网及北京市其它各相关政府部门官网) 北京房价已经连续跌满两年多了。从2017年3月的高点开始跌,到2018年底,还只是环京地区跌。北京市中心,四环以内,基本上还能稳住,个别楼盘炒炒学区概念,也还能逆市涨涨价。但是2019年之后基本上是全面扑街,已经完全说不上什么涨幅了。普遍的跌幅超过10%,品质稍微差点的房子,跌幅就直奔3成而去。关键是二手房成交量剧烈萎缩。2016年是北京最多炒楼党入坑的一年,当年度成交了27.2万套商品房,2017年下降到13.6万套,2018年勉强恢复到15.6万套,让炒楼党高兴了一把,觉得再挨一挨也许就能挨过去。结果2019年截至11月份,也就是13万套出头,撑死了全年也就是14万套左右了。成交量没有了,价格又持续下跌,无量下跌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意味着打算在北京炒楼的勇士们,全都被套进了无底深坑,一定要跌到成交量恢复的那一天,才算是跌近了底部。就现在这种情况看来,离底部还早着呢。 然而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为什么?为什么钱倾天下的北京,居然无法再维持商品房地产这种纯金融产品的虚假繁荣?要知道在我大中国,每个人都是把房地产当成赌博筹码来看待的。只要后面还有资金接手,房价可以持续的涨下去,除了断贷以外的任何调控手段都无效。2014年我国曾经使用停止发放按揭贷款这一手狠招,把房地产市场打进了冰点,至于现在这一波调控,根本就没敢动用这一招,甚至可以说连想都没想过。然而,北京市场的资金量就是这么赫然减少了,接盘侠突然之间就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呢?在北京所发生的故事,会否在全国其它城市复制呢?不能妥善回答这个问题,遍布我大中国各地的炒楼党,恨不得晚上连觉都睡不好。 在常住人口问题上,北京2016年达到峰值的2173万人,2017年下降到2171万,2018年下降到2154万。2019年的数据还没有发布,不过从下面这组数据来看,北京的人口流出还在继续:2019年上半年北京申请积分入户的人数同比减少2万人。考虑到近年来北京每年都有18万左右的婴儿出生,事实上有更多青壮人口迁出了北京。老实说这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在全国各地都在降低乃至是直接取消入户门槛争抢人口的时候,北京却在坚定的疏解自己的人口压力。要说北京的两千万常住人口分布在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压力真的大到无法承受的话,日本东京都地区的面积只有2200平米公里,常住人口超过3700万,人家也从来没有尝试过疏解首都地区的人口压力,甚至大部分东京地区人口还是居住在独栋式的小洋楼里。如果要说是社会福利压力的话,日本的医疗和教育办得也不差,东京地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案例似乎也没怎么听闻过。总而言之,北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正在积极推行逆城市化政策的城市,没有第二个。 说到这里,有个话题我实在是不吐不快。事实上,我大中国所有一二线城市政府,从来都没有给自己的常住市民提供过足够的教育资源福利。依然以北京为例,2018年的小学在校生为91万人。不过北京30-40岁的常住人口达到450万。根据2010年北京人口普查的结果,北京家庭户人口占比达到84%,这个比例到2018年的变化估计也不大,至少应该也还有80%左右。所以这450万中年人,理论上应该至少有360万是家庭户,他们可以生出180万的适龄学童子女。当然,这里有个生育率的问题,不过毕竟丁克家庭现象并不普遍,在统计上可以忽略不计,并且也还有少数生育二娃的家庭来抵销丁克家庭的影响。所以,这事实上就意味着,北京市能够提供出来的小学学位,只够一半市民享受。另外一半的市民,必须将其子女送回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的老家,去做留守儿童,以接受基础义务教育。此外,在这里我还必须强调的是:各位,那些已经放开了户籍准入限制的城市,就我的观察,它们大都也没有加强教育与医疗资源投入的财政计划。那些冒冒失失就办理了入户登记的新市民,估计等到他们兴冲冲的去给子女办理入学登记然后以学位不足的理由被拒绝的时候,才会情不自禁的哭出来吧。 总之,不管怎么说,北京地区连续四年的人口净流出,这已经是定局。人口流出当然意味着资金流出,没有了接盘侠,房价下跌就是必然。而且,各位必须同时意识到,人口流出同样意味着产业流出。 所以2019年1-10月,北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131亿,较2018年同期1326亿,剧烈下跌14.7%。北京规模以上信息软件服务业今年1-10月的利润总额1613亿,较2018年同期的2828亿剧烈下降43.0%。规模以上租赁及商务服务业(设备租赁、财务法务类专业服务)今年1-10月的利润总额3253亿,较2018年同期的3437亿,降幅5.4%。规模以上批发零售业今年1-10月的利润总额1160亿,较2018年同期的1215亿,降幅4.5%。规模以上住宿餐饮业今年1-10月的利润总额37亿,较去年同期的46亿,降幅19.6%。 在这一连串的数据背后,一方面是因为北京人口减少之后生意不好做了,另一方面,也是大量的数码农民、会计师所在的企业和各类小老板正在加速撤离北京,因此留在北京的利润当然也就少了。而这反过来,又会加速恶化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钱少了,房地产的金融属性首当其冲,被冲击得体无完肤,甚至连这整个金融属性都可能要被剥离掉,直接回归其居住的本质属性。反映到数据上,就是北京居民的贷款能力剧烈削弱。2016年北京市居民部门贷款新增规模为峰值的2969亿,2017年下降到2316亿,2018年继续剧烈下降到1400亿。再到2019年1-11月,居民新增贷款规模仅剩1002亿,预计全年新增规模撑死了也就是1100亿,只相当于峰值时期的三分之一。居民贷款基本上都是为了买房。目前这样的新增贷款规模,以单套房贷款300百万元计,只能维持3.67万套住宅的成交,也就是不到400万平米的成交规模。这种资金规模,当然无从维持北京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无从维持每年上千万平米的市场交易规模。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剧烈衰弱,已经不可避免。目前也就是二手房市场交易还在低水平上维持着,有一些不信邪的外地炒家还试图在山腰上抄底,还在向这个极度缺乏资金的市场输血,大家左手换右手,勉勉强强维持住了市场,延缓了大跌发生的时刻。一旦这种左右互博的资金链断裂,那能跌到什么程度,简直都没法预测了。 总结起来看的话,北京的逆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人口、产业与资金的同时流出,并已持续三年之久,这当然会给北京的房价带来致命一击。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深刻理解了北京经济以及未来北京房价的走势。这一点,对于全国各地的炒楼党来说,是必须记住的深刻教训。

    December 2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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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路透:中国多管齐下稳就业 就业扶持政策或占主导

    路透北京8月27日 – 中国7月城镇新增就业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出现分化,当月新增城镇就业130万人处于正常水准,但调查失业率却攀升至5.3%,逼近5.5%的年度红线。分析人士认为调查失业率上升主因大学生毕业季的季节性因素,长期来看经济虽有下行压力,但失速风险不高,就业形势预计能保持相对稳定。 他们认为,在经济增速换挡、贸易摩擦升级的冲击下,中国就业持续面临压力是必然的,但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部分行业就业减少是正常的也是必须接受的。未来“稳就业”需要更好鼓励服务业、支持民营和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创新创业等就业扶持政策或占主导。 “7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主要还是反映大学生毕业季的季节性因素,长期就业形势相对稳定,一方面是经济增速下行带来就业压力上升,另一方面是经济结构变化带来吸收就业的能力上升,还有劳动力人口在下降,”国金证券宏观分析师段小乐称。 他认为,未来稳就业仍需要更好的支持优质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好的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而且7月官方制造业PMI中的从业人员指数出现上升,背后反映的就是政策转向边际宽松之后,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确实有一定改善,从而在就业吸收上有一定反映。 “宏观政策依然会保持一定定力,原因有三:一是失业率上升可能只是季节性,二是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引导就业更多进入第三产业,三是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部分行业就业减少是正常的也是必须接受的,”段小乐表示。 中国今年1-7月城镇新增就业867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79%;但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双双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而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红线”是今年要维持“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19日召开部分省份稳就业工作座谈会,7月调查失业率上升“必须高度重视”,要夯实稳就业的基础。具体而言,要加大稳企稳岗力度,尤其要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暂时困难企业渡过难关;确保减税降费政策不打折扣落地见效,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发挥新产业新业态促进拓展新就业岗位的作用;精心组织开展职业培训;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短期来看,结构性失业背景下,传统总量调控政策或并非优选,就业扶持政策或是主导。”长江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赵伟日前在研究报告中称。 他认为在高杠杆背景下,“走老路”稳增长的意愿和空间也不强;结合近期政策来看,支持就业扶贫、鼓励创新创业等就业扶持政策或将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7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此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也解释称,是受到毕业生集中进入就业市场的影响,今年毕业生总数达到830万左右,而且每年都是在上行,今年这方面的压力显得尤其大;而就业主体人群也就是25-59岁的人口调查失业率是4.6%,与上个月持平,说明就业大盘是稳定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开始正式逐月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今年以来受内外需低迷导致 失业率中枢明显上移,不过单月城镇新增就业数据依然相对稳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方面表明服务业吸纳人口增多,另一方面也和中国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有关系。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公报,在过去五年,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从2013年末的91,954万人下降至2018年末的89,729万人,连续五年累计减少2,225万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则从67.6%下降至64.3%;与此同时,65周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则从13,161万人增加至16,658万人,占比也从9.7%上升至11.9%。 “预计失业率5.5%左右仍将是今年重要的政策底线,后续相关政策将继续发力托底就业形势。我们预计随着7月季节性因素消退,后续失业率可能环比下行,全年实现5.5%目标难度不大,”华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称。 **就业结构性特征明显** 就业一般是经济的滞后反映,因此就业情况进一步承压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需求偏弱。而中国每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有1,500万人左右,还要考虑300万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在经济增速换挡之际,稳就业压力可想而知。 保障就业市场平稳,则是中国宏观政策调控的重要“底线”。2017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期间就曾表示,“只要就业好,GDP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可接受”,这也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一贯的态度。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直白地讲,“只要就业稳、收入增,我们就更有底气。” “当前就业结构性特征明显,第二产业就业压力上升,但第三产业就业依然相对较好;传统周期性行业就业压力上升,但新经济部门就业形势较好。”段小乐表示。 赵伟也称,与过往不同,当前就业压力更多是“结构性”而非全局性,在电气电子等出口链制造业领域最为显着。当前,就业压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以电气机械、计算机电子等出口依赖度较高行业、对居民消费敏感的汽车制造业为主,与外需走弱、内生动能低迷关联较大。相较而言,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就业相对较好。 “未来一段时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就业市场或将继续承压,”赵伟称。 他表示,中长期来看,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较强,“调结构”政策助力产业加速转型,才是保障就业平稳的长久之计。相较发达经济体来看,中国服务业对GDP占比(52%)和吸纳就业占比(48%),仍存较大提大空间。 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7月小幅提升至0.3个百分点至49.7,其中,从业人员指数环比上行0.2个点至47.1,为今年3月以来首次环比提升,但从绝对值看仍处于历史偏低位置,表明当前就业压力仍存。 中国经济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在今年3月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目标2019年GDP同比增长6-6.5%,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 最近数月中国官方关于稳就业的重大消息一览: –8月19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份稳就业工作座谈会称,7月调查失业率上升“必须高度重视”,要夯实稳就业的基础。 –8月3日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小组将统筹协调全国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5月24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目标在2019-2021年,三年共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19年培训1,500万人次以上;到2021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全民性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可谓前所未有。 –5月23日 国家发改委就业司称近日召开稳就业工作部门座谈会,围绕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形势、存在问题等进行深入交流,并提出了下一步稳就业工作的意见建议。 –5月14日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统筹协调全国就业工作,研究解决就业工作重大问题。 –5月13日 李克强对全国就业创业工作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称,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发挥企业这一稳就业主体的作用,把减税降费、援企稳岗等各项措施扎紮实实落到位,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良性循环。 会议强调,要加大对企业的稳岗支持力度,实施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大力促进创业创新带动就业,守住不发生大规模失业的底线。要认真做好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劳务输入省份要尽可能把失业人员留在当地,防止出现大规模返乡潮;劳务输出省份要多渠道帮助返乡农民工在县城和乡村创业,带动更多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完)

    August 2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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