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族勇士(老蛮)

  • 蛮族勇士(老蛮):复工难,难于上青天!

    在本文的最前,照例放出湖北省外截至2月10日的新冠病情发展数据。注意,依然保持持续的下降趋势,2月10日已经下降到381宗。较峰值的890宗,降幅达到了57.2%。按这种趋势,最多再过十天,到20号的时候,死亡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新冠病情在省外就可以销声匿迹了。 (省外数据代表了13.4亿人,是主流。6千万人口的湖北省已经被严格的封省,并且它目前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全面筛查,数据起伏较大,虽然2月10日再次表现出下跌趋势,不过我暂时不放上它的数据,待明后天数据稳定后再看) 关于新冠病毒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争议一直都很大。我这里一贯坚持的观点,新冠病毒乃是一种弱鸡病毒,相当于一种新型流感,比非典差远了。这个观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不过好在现在有了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院长出来给出了最终定义:新冠肺炎就是一种自限性疾病,见下图。看不懂这个名词的同学,不用担心,下面我对自限性疾病的定义做出了解释。 自限性疾病的定义是:“疾病不会造成明显的临床症状,或者虽然造成一些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在疾病的症状消失之后,并不会对身体造成永久的或者过大的伤害。比如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即使不经过任何治疗,仅仅是注意休息,相关的症状也会在一个星期左右消失,这就叫自限性疾病。” 在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路径出现极大争议时,人类社会的最高裁决机制是:将指挥权交给听到炮火的人!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在第一线诊治了1500多例患者的领军人物,给出的这个“自限性疾病”的定义,无疑已经给这场持续了大半个月的争论划上了最后的句号。新冠肺炎,根本就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我国目前针对新冠肺炎所作出的种种匪夷所思的自我封闭举措,无疑是用力过度,必须立刻拨乱反正,回归正常的经济秩序! 各位,一线医疗团队已经与新冠较量了很长时间,他们的这种认知当然不是今天才有的。这样的认知,当然已经很早就提供给了最高决策层。于是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6日召开的会议指出:“当前除湖北外全国其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总体稳定、病死率低,要合理配置资源,避免不必要恐慌,在继续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有序恢复正常生产,既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好保障,又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如何有序复工,已经摆在了我大中国面前,成为了接下来将要面对的主题。可惜的是,现在全社会的恐慌氛围已经形成,想要回归正常的经济秩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来看上海,上海对复工的限制条件相对于全国其它地区其实已经很少了,但是复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 上海在昨日的复工情况并不理想,较正常状态大概仅恢复了1-2成的经济活动。作为全国的金融+实业中心,上海目前的态势,具有极大的代表性,这意味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只不过恢复了两成不到的经济活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广佛地区,它们普遍颁发了严厉的行业禁令: 广佛地区目前还处于严厉的管控之下,连餐饮业只允许做外卖(中高端餐饮几乎无法从事外卖活动),更不要说其它服务业了,基本上都是冰封状态。。佛山地区干脆直接禁到了3月1日。在这样的禁令之下,经济活动当然依然是处于停滞状态,想要恢复元气,还需要漫长的等待。 与广佛地区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业禁令不一样,全国更多的地区选择的是严格“复工审批”模式(比如深圳),企业需要备齐三大件:体温计、消毒液和口罩,才允许复工;同时企业必须详细追踪每一名员工的行踪,排除所谓疫区员工;此外,企业还需要在硬件上具备独立的空调系统、安全的餐饮系统等等。在这种苛刻的条件之下,具备复工条件的企业普遍连三成都达不到。 第三种模式,就是西安模式,任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到达西安的人,必须先隔离14天,自费。 第四种模式,就是无锡模式,劝返外地人。 总结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行业禁令、复工审批、隔离14天以及外地人劝返这些林林种种的怪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没有企业可以好好的实现复工,即便是勉强复工,也会因为上下游企业还处于关禁闭状态,无法正常营业。下面是我国最重要的两大支柱型产业,汽车产业与电子产业的复工情况,首先是汽车产业,汽车产业目前仅有小部分企业实现了部分复工,大部分企业还需要等到一周后的2月17日。 接下来是电子行业,它的代表是富士康。富士康一直极力争取在2月10日实现复工,但它未能通过复工审批,复工之日最早也要到2月17日。 各位,我在1月31日发表的《凝视深渊》,这篇文章里计算过,只要目前这种全国自封的局面维持一个月,小微企业现金流断裂,纷纷倒闭,会带来1.3亿人的失业,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噩梦一般的未来。在当时大家可能还有争议,毕竟新冠病毒的本质到底是啥,理解的人不多,当时很多人并不相信新冠病毒只不过相当于一种新型流感病毒,认为这是一种堪比非典的可怕病毒,情愿付出任何代价来消灭它,即便是举国失业也在所不惜。但是到了今时今日,数据已经非常清晰了,它的死亡率远远低于我国流感1%的死亡率,一线医疗队伍的领军人物更是直接将其定义为“自限性疾病”。这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 尽快复工吧!不能再拖下去了!从1月23日开始算,我国进入这种举国自封状态,已经足足20天,距离一个月时间,只剩下最后十天了!就目前这种复工严重不足的状态,真的无法再维持一周了。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对经济的损害,将会超乎想象。我希望各位好好的想一想,为了一种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三的自限性疾病,我国经济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真的值得吗?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February 1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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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蛮族勇士(老蛮): 曙光大放之际,谁来帮扶武汉?

    首先,还是按最近这几天的惯例,放上湖北省外的新冠病情数据追踪表,并且直接给出结论:省外的新增病例连续下降的趋势已经确立,现在已经不止是曙光,已经是上午十点的太阳了。 2月7日,省外新增病例558宗,较前日的降幅19.8%,较2月3日的峰值降幅37.3%。关于这一新增确诊数量连续下降背后的逻辑,我不厌其烦的再次解释如下:从目前各地公布的确诊案例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具有湖北旅居史的A,传染给其亲密接触者B。但是,无论A还是B,都极难传播给非亲密接触者C。在省外至今为止9千余宗确诊案例中,关于非亲密接触型的感染者C,一个巴掌都能数得出来,每次出来一个疑似C,都要搞出一个大新闻,因为这是病毒传染性升级的标志。然而恶搞之处在于,其中的大部分疑似C,在警方介入进行详细调查之后,往往都会发现是患者有意隐瞒了自己的湖北旅居史,当地政府往往因此火冒三丈,要追究患者的刑事责任。 由于C极其稀少,因此我们从2月23日湖北封省(其实封省的时候春运已经结束了,该返乡过年的早就回去了)开始算,7-14天的潜伏期,最早1月30日,最迟2月6日,A就消耗完毕了,理论上的转折点就到了。在这之后,无非是B在自己的亲密接触者之间还能形成一定的小规模传播,已经不足为患了。 再回到一开始的数据表。1月30日省外新增确诊数达到了阶段性的峰值762宗之后,就开始掉头往下,连降两天。2月2号开始重启春运,湖北省外各地严厉的交通禁行措施依然无从阻止中西部穷苦的民工出来挣钱,于是新增确诊数量出现了连续两天的回升,2月3日达到春运峰值890宗,此后省外新增确诊就迅速下降,2月6日降到696宗,注意,这是A被刷完的时刻,理论上接下来新增确诊数一定会有一波迅速下降。果不其然,2月7日就迅速降到了558宗。理论与现实数据,就此形成了完美印证——我们已经可以断言:非亲密接触型的感染者C,在统计意义上不存在!再接下来,我们就只需要等着B被刷完就可以了,这个新冠事件,就结束了。B被刷完的最后时间节点,2月6日之后的14天,也就是2月20日。本公号的老读者都知道,我在1月21日的时候就斩钉截铁的公开发布了我的看法,一个月内,这个事件就会结束。这个判断背后的逻辑依据,就在于此。 好吧,这件令湖北省外13.4亿人恐慌到寝食难安的事,现在的拐点已经非常清晰了,再继续下去,撑死了也就延续到2月20日了。只要这个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二的弱鸡病毒,在这段时间内不发生传说中的变异,那么,这件事就算是结束了。在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研究与总结我国在经济和社会文化上为了此事而付出的代价,这事不急。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湖北的情况。 2月7日湖北的确诊病例数较前日有了少许增长,这是由于湖北省方面从7号开始全面铺开了核酸检验,开始了全民大筛查,对任何稍微具备嫌疑的病人,一律进行检验,这就将人群中那些症状很轻的患者都找了出来。截至2月7日,湖北总共死亡699名患者,其中武汉死亡545例,占比78%。这大概可以作为武汉的重症病例占全省的比值一个参考,与现实情况应该没有多大的差异。 按这样算的话,截至2月7日湖北总共5195名新冠重症患者,武汉有4052名!而在昨天的文章《两种病毒》中,我们已知的关键信息是,整个武汉可以拿出来的专业重症病床,只有1110张!4千名新冠重症病人,再算上每年冬季必定会爆发的流感和社区型肺炎带来的1900名重症病人,去争夺1千张病床,这简直就是噩梦!这也是武汉的死亡率远远高出全国的根本原因。各位,你们一定要清晰的知道,专业的重症病床,并不是在火神山雷神山之类的简易建筑里,或者在体育馆里,可以随随便便的搭建起来的。对人员的要求就不说了,目前而言专业人才反而是最容易补充的,关键在于,它需要清洁无菌的环境,独立的空调系统;它还需要齐全的氧气机、心电仪以及极其昂贵和精密的人工肺膜机(ECMO)等急救设备;必要时它也能随时化身为手术室,对患者进行开胸急救。就这些硬性要求,武汉方面根本就不可能再找出任何一间多余的重症病床了! (财新采访照片。2月7日的武汉中心医院,还在排着长队等待吊针的患者们。所谓交叉感染,就是由此而来) 更加麻烦的是,整个湖北的重症患者数量,由于医疗资源极端不足的问题,正处于剧烈的上升通道之中!2月6号和7号这两天,每天的重症患者增加量都在1000名左右!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现象,由于这种恐怖的重症患者增量,整个湖北的重症率正在迅速提升,从2月5日的18.47%,提升到了2月7日的23.62%。拉高湖北重症率的原因,我们不会有任何疑问,这一定是因为医疗资源极端不足的武汉。6千名各式各样交叉感染的重症患者去竞争一千张病床,去排队竞争屈指可数的几台大型急救设备,实在是竞争不到的,就只能与轻症症状患者一起排队排7个小时打吊针,然后将轻症患者也拖入重症的行列。各位,你们一定无法想象交叉感染到底是什么——普通感冒+流感+社区型肺炎+新冠肺炎+耐药菌感染(对的,医院是一个充斥着各种耐药菌的环境)的结果,就是医院方面几乎毫无应对办法,如果不上人工肺膜机这样全武汉不到十台的大型精密设备,根本就急救不了。 为了提高武汉的重症治愈能力,中央的应对方式是两个,第一是给人,向武汉大量派出急救专家。第二,是给钱,让武汉去紧急采购大型急救设备。 给人的事情就不多说了,没有病床,没有设备,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来了再多的急救医生,也无济于事。至于现在临时紧急购置设备的事,从下单、生产、配送、安装、调试、验收到最后用于急救,按最乐观的预计,没有两个月,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各位,这就是武汉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之下,无论什么人,无论他是吹过哨的英雄医生,还是有重大贡献的高级干部,统统逃不过现实的死亡威胁。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将武汉的病人往外送!往周边省份乃至是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送!现在一线城市的重症病人普遍都只有10-20名左右,医疗资源高度闲置,完全可以接收数以千计的武汉同胞。武汉病人外送的办法很多,长途救护车不足的话就开普通铁路卧铺专列(不需要动用高铁)。现在普通铁路的使用率已经不高了,救护车可以直接开上专用月台,走员工与货物专用通道,与普通乘客可以全程物理分离。卧铺专列的内部空间较大,一次就可以运送上百名重症病人,一般的急救设备也能上车,可以满足运送过程中的应急需要。武汉的铁路系统四通八达,往全国任何一个方向都能发出全程不停的专列,10个小时以内就能达到全国任何重点城市。这样的操作模式也没有多高的意外风险,各地政府完全可以承受。能够有2-3千名重症患者转移出去的话,武汉的医疗压力立刻就小了,死亡率也会立刻下降到与全国的千分之二接近的水平,武汉也就能与全国一起迎接曙光的到来。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就在昨天,针对湖北各项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十六省一省包一市的措施,其中居然没有武汉!虽然现在这个十六省定向帮扶的政策还不清晰,并不确定这些省份是否会从定向帮扶城市接走病患,不过既然有了一个“包”字,那么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这些城市的重症数量在后期实在是超出了当地的接受能力,这些省就不得不选择这最终的解决路径——接走病患。 对于武汉居然未被认领的情况,我简直是无言以对,不知道如何评价。这些天来,我每天都在大声疾呼“三省援鄂”计划,主要就是为了把武汉的重症病人转移出来,结果现在居然完美避开了武汉。对于此,我只能发出昨天晚上九点的一段采访实录,来结束本文。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为了武汉绝望的重症病患转移出来治疗大声疾呼!相信我,你们发出的声音,一定能够形成舆论上的影响力,并影响到决策层。向各位鞠躬为礼!

    February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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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蛮族勇士(老蛮): 墙里墙外,两种病毒

    (本文中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各地卫健委官网) 一、墙外 我从湖北省外的新冠病情发展情况开始讲起。省外的数据相对可信,因为各地方政府没有隐瞒病情的动力。按照目前的局势发展,它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将每一宗潜在的轻症病人都充分挖掘并公布出来,然后对其居住小区和办公场所进行警戒或者封闭,这是目前最大的政治正确。 截至2月6日,湖北省外的总确诊人数达到了九千这个层级,这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作为年龄性别地点随机且高度分散的数据样本,这个群体表现的重症率和死亡率规律,已经具备相当的可参考性了(湖北省内的病例过于集中并受到客观因素的极大影响,我们待会再说)。重症率毫无疑问一直在走低,从1月27日的16.21%,一直下降到2月6日的9.30%。更关键的是死亡率,从0.33%,一直下降到2月6日的0.20%,死亡总人数累计至今只有18人! 即便我们按照最悲观的算法,考虑所谓平均病情发展周期十天的因素吧,十天之前的1月27日,省外也有1801名确诊病人了,这一千八百名病人在十天之后依然只带来了总共12人的新增死亡,按这种算法,死亡率依然只有0.67%(12/1801),远低于流感的死亡率,跟普通感冒的死亡率差不多。 下面,我要给出的是省外18名死亡案例中14名死亡病例的详细资料(2月6日的四名死亡案例详细资料尚未公布)。我这里不厌其烦的再强调一次,这些资料均来源于各地卫健委官网上的公开信息。我希望各位能好好看一下这份数据,省外累计至今的14名死者,他们的具体情况,对省外的13.5亿人而言,都具有参考意义,这种意义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整体而言,这些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龄为69岁,普遍患有较为严重的基础疾病。对这些人而言,即使普通的感冒也足以致命。当然,在目前的省外九千确诊患者中,这种人绝对不在少数,但死亡人数也依然仅仅只有14名,这当然是因为这种新冠病毒的毒性有限,即便是面对老弱病残的杀伤力也非常一般,并没有传说中的一毒封喉的能力。 此外,某些圣母将这种省外的低死亡率归因于省外严格的交通管制以及对人群聚集的强力限制,各位,这些管制措施仅仅只对减少发病人数起作用,对于已经生病的患者来说,真正决定他的生死存亡的,就是疾病本身是否是否猛烈。省外患者群体的低死亡率,恰恰就是新冠病毒并不是很强的有力证明。当然,在湖北省内,决定患者生死的,还有其它关键因素,这一点我们下面就会讲到。 二、墙内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湖北的数据。1月23号之后,湖北被完全封堵,除了各种有形的围墙之外,还有一道极其严密的无形心墙。这两堵墙,使得墙内与墙外,变成了两个世界。 湖北省内,截至2月6日的累积死亡人数达到618人,死亡率2.79%。湖北的死亡总人数较省外高出33倍,死亡率较省外高出13倍。就这样的数据来看,湖北省内与省外的新冠病毒,看起来就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毒。如果湖北省内的死亡人数存在遗漏情况的话(每个人都相信湖北省内必定有遗漏),那意味着墙内墙外的差异性更大。对这种情况,必须要给予深刻的解释。 在这里,我首先使用国家卫健委在2月4日记者会的文字实录中的原话来作为说明(放一个官网链接地址:  http://www.nhc.gov.cn/xcs/fkdt/202002/35990d56cfcb43f4a70d7f9703b113c0.shtml):“武汉市的死亡人数是313人,占全国死亡的74%,武汉市的病死率是4.9%,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病死率都是高于全国水平的,如果除掉湖北省以外的其他省份的病死率是0.16%。所以,从这组数字大家可以看出,主要的死亡还是在湖北,主要还是集中在武汉……为什么武汉的病死率比全国其他的省份要高出这么多?我们也分析了一下,前期重症病人主要是收治在三家定点医院,这三家定点医院的重症医学床位只有110张,容量是远远不够的。其他的重症患者都是分散在20多家医疗机构,收治没有充分落实“四集中”的原则,收治这些病人比较分散,也不利于管理,另外也不是由重症医学科专业的医疗团队进行管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摊薄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力量,这也是导致重症患者病死率比较高的一个因素。接下来武汉将开设新的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定点医院。在原有三家重症集中收治医院的基础上,也就是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之外,新开设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区、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计划收治1000名重症患者。” 事实上,这意味着整个武汉目前具备专业性和急救能力的重症病床,即便是在2月5日之后,也只有1110张,这是武汉在硬件上的接待极限。这种硬件问题,不是从外界援助医护人员或者口罩能够解决的。而在长达17天的封城过程中,武汉的发热病人每天都在寒风中排着几百米长的队伍,拥挤在资源匮乏的医院门前,形成交叉感染,这又会大大的加剧传播,并加重病情。因此湖北的重症率达到20%,高出省外一倍。这种情况长期持续的结果,武汉目前的重症病人占整个湖北的比例大致是九成左右。这意味着武汉现在的重症病人超过3600名,并且每天都还在数以百计的增加,而对应他们的,只有1110张重症病床。这就是墙内的现实。在这里我还需要解释一下的就是,雷神山与火神山医院都是简易建筑,短时间内也无法配备和调试大型医疗设备,在目前来说,它暂时还不具备对接重症患者的能力。 各位,你们必须意识到的是,就这1110张重症病床的使用者,其实并非只有新冠重症病人。冬季本来就是流感和社区型肺炎的流行季。流感(重症率10%,死亡率1%)每年冬季都要在武汉感染5万人,并带来5千名重症患者,这其中会有500人死亡。社区型肺炎(重症率15%,死亡率3%)的感染人数与流感接近,不过它的重症率和死亡率更高,它每年冬季都要带来7500名重症患者,这其中会有1500人死亡。以冬季时长100天,每个病人的病情进程15天计,每时每刻,武汉的流感与社区型肺炎的重症病人数,都保持在1900名左右的规模。与新冠类似,这些重症病患也大都是老龄多病人士。原本这些重症病患中的很大一部分,在短期安慰性治疗之后,大都会平静的接受死亡。生老病死,本就是人生常态,因此1千余张床位,大致上也足够使用。然而在目前这样人人自危的背景下,患者家属在不明确疾病种类和病情进展的情况下,所有的病患及家属,统统都要参与到这有限医疗资源的激烈竞争之中,去排队,去化验、去跪求,去住院,去网上大量发布求助信息。在这整个过程中,这些流感与社区型病患,又会与新冠病人形成交叉感染,最恶劣的情况,就是一个病人同时感染上流感、社区型肺炎与新冠病毒,在武汉,这种情况一定不少见。想想吧,区区8家定点医院,人工肺膜机(ECMO)这样的大型急救设备不到十台,1110张床位,而这有限资源所面对的,是超过5000名各式各样的重症病人。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无论患者是什么身份,无论是厅局级干部或者英雄医生,他们都需要面临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都随时可能因为大型设备前面轮候的病人太多而无法急救,从而导致死亡。 就目前这样的情况,再往武汉送人送物资,作用并不大。被国人寄予厚望的瑞德西韦或者克力芝这样的抗病毒药物,都是病毒阻断剂,也就是阻碍病毒的再生,但病患身体里已有的病毒,还是要依靠身体免疫力杀死。对于肺部已经严重受损并且存在交叉感染嫌疑的病患来说,他们的免疫系统的工作效率已经严重不足了,必须依赖完善的硬件设备,恢复身体机能,才能获得生的希望。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我在此再次提出“三省援鄂”计划。 往武汉送人送物资,不足以解决其硬件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将病人往外送!邻近湖北的河南、湖南和安徽三省省会,距离武汉的车程都在4个小时以内。对于目前武汉的重症病患来说,十几天也都等了,也不在乎再坐4小时的车。这三省的医疗资源目前基本上都处于闲置状态,河南湖南全省的重症病患只有60余例,安徽不到10例。它们在医疗方面的硬件设备即使比不上武汉,也差不了太多,各自承受500名重症患者的能力,无论如何都是有的。能运出去1500名重症患者的话,湖北方面的压力会迅速减轻,整个医疗局面都会焕然一新。我在此郑重建议:河南、湖南和安徽三省,每天接走100名湖北的重症病人。如果不方便接的话,由湖北方面送过去也可以。并且湖北方面可以做出官方承诺,一旦病人死亡,不计入这三省的死亡率,所有责任都由湖北方面承担。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运送病人的车辆稍微做好防护,在路上和交接过程中由警车适当引导一下,也没有发生传播的风险。这种“三省援鄂”计划一旦开始实施,整个湖北的人心也就稳了,争夺医疗资源的现象就会停下来,湖北的死亡率就会真正出现大幅度下降。 三、全局转折点 现在新冠病人的确诊人数,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入下降通道了。这是由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有限,并不具备大规模感染非亲密接触者(我定义为C)的能力,浙江昨天发布的所谓眼神接触20秒就传染的个别案例过于玄幻,可信度并不高。深圳曾经发布了三名所谓C的案例,但是很快就查明其中一位隐瞒了长期的湖北旅居史,让深圳方面火冒三丈,并计划对其启动刑事追责,至于其它两名的情况,可信度也不高。同时,相对于现在深圳200多名确诊病例来说,只有两名有嫌疑的C,比例也太低。由于C始终都没有大规模出现,因此全国范围内的确诊病例数开始下降,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事。 全国范围的确诊病例数,2月4日达到峰值的3887人之后就掉头往下,到2月6日下降到3143人,降幅19.1%。在湖北省外,转折点其实来得更早,1月30日就到了。2月2日之后春运启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即便是各地启动自我封闭模式也无法阻止,于是省外确诊病例数出现了短暂上升,但是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始终有限,非亲密接触型传染者C即便在春运启动之后也没有大规模出现,因此2月3日达到峰值的890人之后又开始掉头往下,到2月6日已经下降到696人,降幅达到21.8%。湖北省内的话,2月4日达到峰值的3156人,2月6日下降到2447人,降幅22.5%(为医疗资源所限,湖北省内到目前应该都还存在统计遗漏现象,不过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前后数据都是在遗漏背景下进行的统计,口径一致,因此确诊人数减少的大趋势也是可信的)。 综合这些因素,我唯有希望,在转折点已经出现的当口,在省外的医疗压力越来越小,而湖北省内的压力大到无从宣泄的时刻,三省援鄂,或者举国援鄂的计划,能够得到实施!希望那些在绝望中等待一张永远都不可能等到的床位的湖北患者,能够在湖南、在河南、在安徽,在周边地区的温暖的医院里,找到一张能够安躺的病床!希望圣母们能够稍微打开心墙,不再一边坚定的把湖北人封堵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湖北境内,一边假仁假义的转发他们的求助信息! 如果我的这些愿望能够实现,那么这个冬天,也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寒冷,透入骨髓一般的寒冷!

    February 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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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蛮族勇士: 【曙光已现】外省新冠数据追踪

    首先给出数据表。说明一下,本文中的数据来源均为各级卫健委官网。 这里我必须不厌其烦的再解释一次数据逻辑:现在几乎所有的省外新增病例,都是有武汉旅居史的病患A,传染给亲密接触者B。这是目前最常见的案例形式。然后,再传播给非亲密接触的C的案例,非常稀少,公开报道出来的那极少数的几例,每次都引起轩然大波,被当成是病毒连续人传人的案例,引起医学界极大的关注,但最后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没有了下文。也就是说,至今为止,在现在省外已有的的五千余宗确诊病例(这个样本量已经足够大了)中,非亲密接触者C是极其稀少的存在,这意味着新冠病毒的传染力表现一直非常有限(国家疾控中心正式给出的人际传播指数为2.2,显著低于非典病毒的3),一直都没能建立起连续传播的链条。 以上海为例(上海卫健委相关报道网址:http://wsjkw.sh.gov.cn/xwfb/20200201/809d75a1c91c4f799e3dbd2f8098430e.html),截至2月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共确诊169例,其中A为108例,B为59例,怀疑为C的仅2例,并且也没有确凿证据。 要知道所谓武汉500万人(这中间潜伏着极少量的A)回乡过年,是从12月底开始的,一直持续到1月23日(当时春运事实上已经结束)湖北封省。在这整整一个月时间里,已经足够他们自己发病,传播给B,以及非亲密接触者C了。但是至今为止,C的存在都极其稀罕,这是至今为止最耐人寻味的事。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国家疾控中心给出的人际传播系数是对的,是成立的,新冠病毒的传播力就是比非典弱。现在之所以新冠病例总数上超过了当年的非典,乃是因为另一个原因:新冠病毒极低的重症率与死亡率。病患的表现普遍并不严重,无意间在亲人之间形成传播,然后大部分又自愈了。现在我们穷举国之力寻找A和B,于是将那些症状非常轻且大多原本可以自愈的家属病例都找了出来,因此病例总数会显得比较大。如此而已。 湖北省内现在的数据严重失真,挤成一锅粥的各种感冒发烧病人相互混杂,在恐慌之下拼命挤兑医疗资源,各自的治疗也不充分,并且极易形成交叉感染,小病也被挤兑成大病。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之下,湖北省的新冠重症率为17.2%(1562/9074),死亡率为3.2%(294/9074),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此前曾经大声疾呼不要封城的我,面对这种数据,实在是心痛到无以言表。封省之后资源无法实现合理调配,因此湖北省内目前的情况窘迫不堪,根据此前湖北各地发布的核酸检验结果数据来看,检验结果为阳性的案例比例一直在20%左右,这意味着八成左右的医疗资源长期处于被挤兑状态。而省外大量严阵以待的医疗资源,则大多处于闲置状态。 基于湖北封省至少还要持续10天以上的现实情况,湖北目前的医疗挤兑现象继续下去的话,堪称灾难,必须要想办法解决。考虑到湖北与湖南、河南和安徽接壤,从武汉发车去往这三个省省会,四个小时的车程已经足够了。对湖北省内肺炎患者来说,七天都拖了,再拖四个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的建议的是:立刻启动三省援鄂救护行动。湖南、河南与安徽,每天各向湖北发出一百部救护车,各自接回一百名高度疑似病人。回来之后再各自予以确诊及对症治疗。即便病患中的确诊率可能不高,没关系,同样治好了再送回湖北。这样的行动只要持续两天,湖北的老百姓人心安定下来,医疗挤兑现象终止,秩序恢复,整个湖北的重症率与死亡率,也会迅速下降,恢复到与全国水平相一致。 而在湖北省外,患者普遍能够得到及时的对症治疗,重症率和死亡率统统都非常之低,并且还在继续下降之中。截至2月1日的数据,省外的重症率已经只有10.5%(普通肺炎也有15%的重症率啊同学们),死亡率更是只有0.19%。就这种数据而言,让国人闻之色变的新冠病毒,已经比冬季发作的普通感冒还要弱了。毕竟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说,冬季感冒一直以来都是老年群体的重要死因。现在这样的数据摆出来,简直都要让人怀疑人生:就这样的杀伤力,难道真的不是一种普通的感冒病毒吗? 更关键的是,根据C不存在的现实情况,我们可以做合理推理:B一直没有向外形成传播,A同样也只具备在亲密接触者之间进行传播的能力。根据新冠病毒潜伏期7-14天的特征,从1月23日开始算,A的传播能力最早在1月30日会结束,最迟也不会超过2月7日。也就是说,最早从1月30日开始,新增确诊量就会开始显著下降!湖北省内的数据目前不可信,但是如果湖北省外的数据体现出了这个特征,那就能够与这个推理形成极强的相互印证,说明曙光已经到来。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来回头看最顶上的表格。湖北省外的每日新增确诊人数,1月30日达到峰值的762人之后,就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并已连续两天下降,2月1日的数据只有669人,较峰值的降幅达到12.2%。这种数据表现,恰好与C不存在的逻辑前提形成了完美的印证!就目前的趋势来说,只要接下来2月2日的省外新增确诊数据出来(每天的数据都是隔天早上由各省卫健委官网发布),依然维持下降趋势的话,那就是连续三天下降,趋势也就能够最终确定:这场新型感冒,最迟也就是在2月7日之前,就能够走向全面结束了。 在本文的最后,我衷心的希望,这种举全国之力,以湖北封省、各地纷纷自封为代价,来应对一场新型感冒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一次了!毕竟,双黄连口服液,喝下去是会直接进到脑水里的,晃一晃头,咕嘟咕嘟响,就好像在说不要了不要了一样!

    February 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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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蛮族勇士(老蛮):乐观的疾控中心背上了锅

    中国疾控中心现在已经处于风口浪尖之上。昨天全球医学类最高等级媒体《柳叶刀》正式刊发了由疾控中心等单位共同完成的《新冠病毒传播动力学》一文,引发轩然大波。在该文中以截止1月初的四百多例确诊病患为样本,计算出了新冠病毒的人际传播指数为2.2。该文章同时对比了非典病毒的传播指数3,然后指出新冠病毒的传播显著弱于非典病毒。(大致与常见流感病毒的传播指数等同) 这份论文在国内舆论界引发山呼海啸一般的争议。大家的争议焦点在于,疾控中心早已了解新冠病毒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事实,为何一直掩口不言,把老百姓蒙在鼓里!然而逻辑上的矛盾点在于,如果疾控中心真的打算隐瞒事实的话,它为什么要联合武汉疾控中心、香港大学共同完成一份很快就要公开发行的论文呢?这不是相当于自首吗?隐瞒事实,与公开发论文之间,缺乏合理的行为逻辑进行连贯。这种逻辑矛盾,让所有对疾控中心的指责,都显得站不住脚。 更何况,在全国应对疾病的过程中,掌握了最全面的基础数据的疾控中心,表现得最为乐观。它的主任以及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多次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并发表相当乐观的讲话。1月28号疾控中心发表《新冠肺炎风险评估报告》(关于这份报告的详细分析,请见:【拨乱反正,告别恐慌】国家疾控中心肺炎风险评估报告解析),同样表现出非常乐观的精神,它通过2700多份病例数据指出,死亡率必然低于3%,且主要为老龄病弱人士死亡,大量病患可以自愈。事实上,结合这种极低的死亡率,以及与流感类似的传播率,我们已经可以在逻辑上将新冠病毒视为一种新型流感,不会有任何问题。凡此种种,都是疾控中心在以自己的信用为背书,向全国人民保证,这场新冠病毒战役,一定能快速的取得胜利。 在这里我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将新冠病毒视为新型流感,是疾控中心一直以来的行为逻辑的话,那前面所有的逻辑矛盾都可以得到完美解释。新冠病毒并不严重,所以无须启动高级别的响应,按照流感的应对模式,启动社区级的防控措施也就是了。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去年12月底和今年1月初,各地根据流感疫情上报情况,有一波学校放假避流感的操作,并且还有一波预防流感的集中宣传,社区卫生清洁工作也轰轰烈烈的开展过几轮。考虑到2019年一二月份中国流感确诊人数92万(存在较大比例的病人自愈未确诊现象),死亡3.1万例,在这样的庞大基数之下,当时武汉新增的数百例新型冠状流感确诊,确实不足挂齿。哪怕是今天全国冠状流感的确诊人数即将过万,死亡人数两百出头,与去年同期近百万的流感确诊人数以及超过三万的流感死亡人数相比,也只不过是一种很小种类的流感亚种罢了。假设国家疾控中心与武汉方面在1月初就达成了新冠病毒=新型流感病毒的共识的话,那么武汉方面停止发布新的新冠感染数据,大家集体按照应对一场新型流感的思路,走到了一月二十号,就是符合逻辑的行为。 如果这些推论都成立的话,那么疾控中心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没有把它论文中的结论提前告知国人。如果它在论文观点成型的时候就公开说了,那它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老百姓都会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哦,原来你的观点是新冠病毒就是一种新的流感病毒啊,我知道了。”这种观点先入为主,后期的举国恐慌就不存在了。可惜,这一切都只是假设了。 在本文的最后,我来对疾控中心非常乐观的预判元宵节前会是重大转折点的逻辑,做一个推测:现在几乎所有的省外新增病例,(扔一个深圳卫计委发布的新增病例网址给大家作为参考:http://wjw.sz.gov.cn/yqxx/202001/t20200129_18993285.htm)都是有武汉旅居史的病患A,传染给亲密接触者B。这是我们常见的案例形式。然后,从B往外再传播给非亲密接触的C的案例,非常稀少,公开报道出来的那极少数的几例,每次都引起轩然大波,被当成是病毒连续人传人的案例,引起医学界极大的关注,但最后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没有了下文。也就是说,至今为止,在现在已有的的近万宗确诊病例中,非亲密接触者C是极其稀少的存在。事实上,这意味着新冠病毒的传染性非常有限。五百万湖北各路人士从12月下旬陆续回家过年期间,也就是传染了一些亲密接触者,对外的持续性传播链并没有发展出来。当然,1月23号(当时春运实际已经结束了)之后我国的举国自闭举措,或许也起到了最后划上一个句号的这么一点效果。 如果目前这种现象继续维持下去,外省新增病例中的C依然保持目前这种稀少的状态的话,那么,按病毒的潜伏期10-14天计,到2月3-7日,就能看到外省新增病例大幅减少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乐观的话,还有3天,就能看到效果。保守一点,也就是7天之内,我们就能看到,是不是能最终打赢这一仗。 各位,在这场对抗新型流感病毒的战役中(对的,就是一场不计成本对抗流感的战役),判断成败的依据,并非目前那些扯淡的分析师告诉你们的,每天的新增确诊人数或者疑似病例数的变化曲线图,这些数据没有任何意义。最关键的数据,就在于外省的C会不会大幅增加。(湖北省内的数据,由于医疗挤兑现象至今未能改善,数据高度失真,就不考虑了)只要这个新冠病毒不在最后的这7天发生传说中的变异的话,它也就能猖狂最后的这一个星期了。在此之前的每一天,以它孱弱的传播力,始终都没有成功的找到大批的C。我相信,在这最后的一个星期,它也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February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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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蛮族勇士(老蛮): 官方恐慌,最为致命!

    首先照例放上今日死亡病例总结,湖北与河南的今日新增死亡病例均未发布详细资料,不过早晨上海宣布一名88岁且存在全身多脏器功能不全等严重基础疾病的老龄男性死于本次新型肺炎,这种特征与此前的死亡病例完全一致,也就是“老年多病人士”!事实上,这其实是新型肺炎病毒并不猛烈的标志,基本上只对老龄多病人士这一极其稀少的群体存在生命威胁。 然而,上海市民居然对这一死亡病例剧烈恐慌,集体要求封城!微博相关新闻下面的留言密密麻麻的全是封城封城封城!我相信这波留言的孩子一定不理解上海这种城市如果封城意味着什么:这是大半个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金融门户啊!上海封城,跟我们主动开启闭关锁国也没有太多的区别了啊! 紧接着,只发现了一宗病例的汕头,政府突然宣布封城,然后民间疯传广东等地政府也要跟进,于是老百姓纷纷跑去抢购物资。这一连串动作下来,全国的恐慌气氛一下子飙升到极致!各位,广东各市如果集体封城,这是什么概念?全国近一半的基础制造业产能都集中在这里了啊!广东如果就这么一封,再加上上海如果也一封了事的话,实业与门户全都关闭,那直接就相当于自己憋气把自己憋死了啊! 到中午的时候,这股相互比拼封城速度的歪风邪气终于被踩住了刹车!汕头撤回封城令,广东其它城市纹丝不动。到了下午,杭州北京等地公开宣布不会封城。再到晚上,广州深圳也公开宣布不会封城。弥漫全国的恐慌气氛自此开始消散。 就目前这种官方恐慌持续下降的趋势来说,就这么维持下去,一直恢复到能够理性决策的程度,估计也只需要三五天时间了,挺好的。只要恐慌彻底散去,被厚重的恐惧遮盖了双眼的国人清醒过来,才会发现,自己居然被一种毒性与流感差不多的病毒吓得死去活来,并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到那个时候,才是反思的时候。

    January 2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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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蛮族勇士(老蛮):冠状恐慌

    首先,照例放上新型肺炎的全部42名死亡病例。这已经是第五次公布了,我直接给出结论:死者全都是老龄病弱体质,即使没有感染本次新型肺炎,也大概率活不过武汉这个寒冷的冬季,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伤风感冒,都可能轻易带走他们的生命。在大武汉每天的死亡人数130余人的背景下,这些老弱病人的死亡,也丝毫不显突兀。 注意,上表给出的第42位梁生,是今天传得沸沸扬扬的梁医生,网络疯传他是第一位在一线抗击病毒然后感染身亡的案例。不过下午官方进行了说明(见下图),梁医生已经正常退休,未返回工作岗位。这一次,他就是一名身体长期抱恙的普通老龄患者。 对于上面的数据,某些人坚决声称武汉当局大幅度隐瞒了死亡病例的情况,各位,质疑数据是我多年来的本能,从各项数据中挖掘漏洞,是我的天赋能力,对此各位老粉应该不会有任何疑问。然而这一次我相信了官方数据,我的理据如下: 第一,本次公布的死亡病例,特征高度一致,基本上都是老龄多病人士,且至今两月有余,没有一线医生患此病去世(网传的大量医生因本疾病去世的新闻都是以讹传讹,本次新型肺炎并非急性病,不可能导致猝死。在长期的发病与治疗过程中,一线医生要确诊是非常容易且优先的)。倘若真实的死亡病例是在各年龄段均匀分布,那么即便经过政府隐瞒修饰后再放出来的数据,依然会体现出各年龄段均匀分布的特征。指控政府刻意抽出了年轻人的死亡病例,是无逻辑的。政府毫无理由刻意隐瞒某个年龄段的死亡病例信息。 第二,本次新型肺炎的防控指挥部的相关领导,均为外地调派。比如其中的主要领导钟南山先生长期居住在深圳,身份非常特殊。同时,指挥部里还有大量的国家卫健委以及港籍高级专家,指望他们集体为了武汉这种中部地区城市刻意遮掩数据,不具备现实操作上的可能性。 第三,现在的疫情数据填报系统,是直达中央的,中央可以非常轻易的直接核查每一份基础数据。这套体制与经济数据的逐级填报和修饰的体制完全不同,疫情数据造假的难度极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除非某批次数据的发布出现样本特征上的重大改变,与“老龄病弱人士”这一基本特征不符,否则,现在的死亡数据就是可信的! 这两天武汉的情况是,十几万普通感冒病人在所谓专家与媒体联合煽动起来的极度恐慌之下集体冲击医院,造成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个别普通病人在这种冲击潮之下晕倒,更是加剧了恐慌。这样的局面,直接就是挤兑医疗资源!应付挤兑,必须迅速压制恐慌,社区管理人员全都要动员起来,说服每家每户,轻症病人必须根据早已颁发的治疗指引,在家休养。感冒病人聚众冲击医院的事情,必须迅速制止!而在外围,所有人都已经谈湖北而色变,生怕身边出现一个湖北人。一场并不算恶性的传染病,甚至造成了民心割裂,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关于这次“冠状恐慌”事件,有四个经典的恐慌性传言,我挨个列举,并在括号中予以驳斥: 第一,本次冠状病毒会变异,变异之后恨不得就是会传染的癌症病毒了!绝对致命! (任何生命体都处于不断的变异之中,绝大部分的细菌和病毒变异速度都不差。但是要发展出核弹一般的变异效果的几率极低,几乎没有讨论价值。病毒要具备攻击人类的条件,其实非常苛刻,自然条件下的病毒变异大概率会导致其突然丧失对人类的感染能力,过度担忧病毒变异毫无意义。) 第二,本次新型肺炎无药可救,只能类似此前的非典一样,超大剂量使用激素,病人康复之后病肺也变成筛子,以后生不如死。 (抗击非典时期,早期确实存在激素滥用情况,然而后期对激素的使用也很谨慎了。至于这一次,病毒并不凶猛,患者普遍没有跟非典患者似的丧失意识进入昏迷状态,因此激素使用一直非常谨慎,很快医生们又开始使用其它类型的抗病毒药物,比如对抗艾滋病毒的药物,副作用极小。已经康复的患者的公开报道案例很多,基本上都是康复后两三天内就恢复体能,康复当天就去吃热干面的都有。) 第三,很多患者没有症状就直接病死。 (这一点我恨不得不解释!太愚昧了!本次新型肺炎并非急性病,轻症患者一般在家按时服用一些常见药就能治愈,如果在极低概率之下发展为重症,也有足够的应变时间去医院求救。) 第四,本次新型肺炎的杀伤力是非典的十倍。 (这种话是财新采访香港那边一位管姓专家后突然爆出来的说辞,然而杀伤力十倍的定义是什么?病毒的传播能力?传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还是死亡率?通篇采访根本就没详细解释,只是隐约暗示可能是感染人数。流感每年在全球的传染人数以亿计,所以流感病毒的杀伤力是非典病毒的一万倍?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好在,这场群体性的恐慌事件发展到现在,大概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就今天,整个舆论口径突然一变,类似下面这样的理性文字,今天在微博上突然就获得了数千转发。这或许意味着老百姓在被百般惊吓之后,终于开始尝试思考,开始发掘真相,开始理解了这个所谓的新型病毒,其实也没那么了不起。 从21号开始,我每天都在大声疾呼,不要煽动恐慌!对于这个新型肺炎,正视即可,无须恐慌!大家做好个人预防工作,不比打赢一场对抗流感的战役难多少。然而此后恐慌大潮涌起,我遭遇到了狂风暴雨一般的责难,各路陷入极度惊恐之下的平民百姓在本公号后台,以及我的微博号评论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骂潮。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在公共政策领域,被恐慌裹挟之下的湖北政府,则做出了将武汉这千万人口级城市封城的极端决策。对此,我我唯有感慨一句,站在恐慌的大地上,谈何星辰大海啊!

    January 2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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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蛮族勇士(老蛮):科长治国

    今天我在这里要讲述的,是这个国家在基层政治治理上的核心特征——科长治国。理解了这个词,就理解了真正的底层中国。 清代后期,我大中国的基层政治模式乃是经典的“胥吏治国”模式。清代国家财政供养的官员最低一层是县令,光杆县令一个人当然不可能履行任何治理职能,于是他只能求助于胥吏,也就是临时工。临时工的收入不能指望国家财政,于是只能增加地方上的苛捐杂税。然而,各位你们必须知道,事实上,县令才是临时工,干三五年铁定要走,在地方上毫无根基可言,想要动员全县征兵征粮兴修水利,根本就无从着手。而胥吏才是终身任职,到清代后期,每个县的胥吏人数少则五百,多则过千,按你征粮征税到维持治安查处案件,全都由胥吏负责,他们掌控了真正的政治资源,具备真正的动员能力。没有胥吏,县令就是个摆设。 所以清代后期,终于发展出了全新的底层政治规则——县令每天收点小礼,深居简出,窝在衙门里当吉祥物,熬资历等升迁;胥吏老爷负责具体办事,掌控实权。久而久之,国家的正税规模,还比不上地方上的杂税规模的三成。并且,国家的正税可以不交,地方上的杂税事关本地胥吏老爷的生死,那是绝对不能不交的。对老百姓来说,县令老爷太遥远,还是面前的胥吏老爷每天都能看到,实实在在能解决问题,所谓“县官不如现管”的俗语,就是由此而来。 到了今时今日,在政体上我们固然是吸取了满清的教训,基层政府的办事人员全部纳入了财政体系,吃公家饭。然而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底层办事人员是不是能吃上财政饭,就算吃不上他们本来也能想办法吃上。问题的本质在于,距离民众最近的是谁?距离民众最近并且能够终身任职的官员,必定能够掌握真正的权柄。 我大中国当下公务员以及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比如城市综合执法部门,学校医院等纯事业单位就不考虑了),总人数约九百万人。注意这个数据已经有八年没有更新过了,我这里是根据八年前人社部发布的七百万公务员的数据,再结合这些年来的公务人员扩张和改编情况进行的合理推测。其中省部级(含副部级)及以上人数约三千人;厅局级干部(含副厅级,以下同)人数约五万人;县处级干部人数约七十万人;科级干部人数最多,包含副主任科员级的总人数约三百万人,乃是最常见的官职。科长,是活跃在每个老百姓身边的最接地气的官僚。 如果再考虑在体制上高度模仿政府而设立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比如故宫博物馆;以及类似铁路总公司烟草总公司和移动电信石油石化这种政企合一的单位的话,那么公务人员总人数将超过一千五百万,而科级干部总人数将超过五百万人,县处级人数增加到八十万(级别再往上的领导干部人数则没什么变化了不过我不告诉你们为什么呵呵呵)。即便是分散到14亿国人里,这五百万科级干部,也是一股相当庞大与醒目的力量了。 更关键的情况在于,每100名科长,只有16名有可能晋升为处长,顶上就这么多位置。而处长就不再是终身任职了,他面对的是相对严厉的调任体系,经常要被揉来揉去,常规就是两任一调,厅级以上更往往是一任一调。这么总结起来看,处级及之上的官员,全都是临时工,唯有科长根深蒂固! 这种体制长期运行下来的结果,就是在基层出现了一大批40-50岁的科长,他们经验丰富,在相同的岗位干了一辈子,也因此结交了职务相关领域的所有其他科长们。即便是不刻意,他们之间也能形成相对稳固的同盟。处长们、局长们、市长们、部长们乃至是中央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将要最终下发到科长手里,由科长们学习领会之后,明确方向把握尺度,落实到实际的管理业务之中。这种现象,也就是“科长治国”! 举例而言,就当前国家统一放开户籍限制的政策走向,我可以在这里拍胸脯说,执行得一定不会通畅。因为这事很明显在动科长们的蛋糕。原本外地人要落户,是需要提供各种证明材料的,单单其中一样莫名其妙的“无犯罪证明”就足以让人跑断腿。科长们可以要求你证明自己是自己,也可以睁只眼闭只眼,觉得你就是你,无需证明。现在国家政策宣布可以自由落户了,那么这些证明自我证明的材料还要不要?如果不要,谁说了不要?如果还要,要到什么程度?部长厅长们想到没想过这世上还有这么细致的执行问题,处长们想到了,不过他们一方面在国家的权力体系中其实也人微言轻,另一方面也确实无法与科长同盟相对抗。所以放开户籍的口号喊完,接下来政策如何落地,其实是非常头痛的事,现在也没见到配套文件出台。 再举例来说,ETC的推行不是很成功,这当然是因为剥夺了科长们的权力,科长们集体不配合所致。高速路费的收取和分配权原本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各省市的科长们在长年的博弈中早已制定了各自认可的规则,比如广深之间的高速走法,即便是从相同的上下点走,发达的高速路网也决定了中间可以超过十种走法,可能会路经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等市。各地的科长们坐下来统一计算了最佳的路费收取方案以及分配公式,并时时调整。这些博弈,决定了各位可以方便快捷省心的在高速路口“滴”一声的完成缴费。而现在科长们被屏蔽在整个ETC收费系统之外,甚至这个系统还打算以消灭科长为目的,而各省市对高速道路的分别投资、分别收回的体制又没有根本改变(不能理解这一点的同学好好回想一下,同一条高速在有些市域路况更好并且有密集的路灯,有些市域路况破破烂烂黑灯瞎火的原因是什么),那各种矛盾必然会在收费环节爆发出来,让整个收费系统的计费公式混乱不堪,甚至无法形成运算闭环,让用户体验下降到冰点。 在另一方面,反过来看的话,科长们集体想做的事,那也是一定能办得成。譬如把故宫办成商务休闲中心,各色人等只要走通科长们的门路,就能在闭馆期间悠闲的开车进来参观游览,几乎完全不受限。这种事你要走正规报批通道根本就不可能办成,但是私下找找科长们,就是很容易的事,毕竟科长们手里拿着钥匙呢。对科长群体的所作所为,馆长也只能视而不见。毕竟严格说起来,馆长只是临时工,干五年就要退了,科长才是故宫那块地的真正主人。 所以,从这件事讲开去的话,对科长有利的改革,就可以很容易的推进,反之则困难重重。一切经济与政治变革,都是在与科长谋皮,与科长分食。科长多一口,则变革短一寸。设计出让科长们无从下嘴的改革路径,就是我大中国最大的政治智慧!舍此再其它!

    January 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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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蛮族勇士(老蛮):川普大爷一人之力打破所有国际政经规则

    川普大爷很有意思,他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打破了所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规则。

    January 1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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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槽点挖掘机(数据吐槽中心):重庆很恼火

    文:蛮族勇士(老蛮) 在2018年之前,重庆已经建立起了相当强大的以汽车、化工为代表的重工业体系,以及以手机为代表的电子工业体系,并配套建设起了相当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在数据上,2018年重庆生产了205万台汽车,占全国总产量的比值为7.3%;1.89亿部手机,占全国总产量的比值为10.5%(主要的手机牌子出口非洲的传音手机);化工领域值得一提的重点产品比如纯碱,产量10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比值4.0%。在实体产业的打造上,重庆的城市治理政策可圈可点,当为全国之楷模。 然而2019年以来,重庆的汽车与手机这两大重点产业的表现统统不尽如人意。汽车行业的话,重庆2019年前三季度的汽车产量只有97万辆,同比2018年同期的降幅达到29.2%,代表性的长安汽车和力帆汽车都出现了30亿级的巨亏,能不能熬过这个汽车行业的寒冬,还真不好说。手机行业的日子也不好过,2019年前三季度重庆手机产量1.30亿台,同比2018年同期萎缩9.1%。汽车行业和手机行业在重庆都有着完备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最终产品产量剧烈萎缩,意味着上下游企业同步陷入萎缩状态。这种萎缩体现在企业的经营效益数据上,就是2019年前三季度,重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萎缩10.5%,而亏损额则同比剧烈增加72.5%。 更麻烦的事情在于,重庆作为人口输出大省,今年以来的外出务工情况也不是很乐观。人口流动最重要的参考数据就是旅客运输人数。2018年1-11月,重庆的总运输人数为5.88亿人;到2019年1-11月,这个数据依然是5.88亿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增幅,并且分分钟就可能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我们都知道,外出务工人口回流中西部乃是中国经济的大势所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顶层战略。在这种大势之下,人口停止外流是正常的。然而这种顶顶层战略的前提思路是实体产业随之迁往中西部,让农民工可以在家附近就业。不过,就重庆目前这种实业整体萎缩的情况来看,如果青壮农民停止外流甚至是回流,就业会是很大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9年1-11月,重庆公共财政收入1948亿,对比2018年同期的2067亿,降幅5.8%。收入减少了但支出增长的压力还在,2019年1-11月,重庆公共财政支出4069亿,较2018年同期的3923亿,增长3.7%。这里顺带说一下,2019年重庆发行了1253亿的地方债,其中946亿是新增债券(剩下的是借新还旧),这意味着重庆截至2019年底摆在明面上的地方债务总规模达到了5636亿。这个债务数据已经不算小了。在地方财政收入萎缩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财政支出与地方债规模的持续扩张,将会是摆在这一届重庆主官面前的重大考题。 麻烦还不止上面这些,曾经作为重庆经济重要支撑的固定资产投资,正在一年年的丧失增幅。2017年的时候,重庆的固投增幅9.5%;2018年降至7.0%;2019年1-11月,继续降至5.2%(这里没有原始投资额,只能使用官方直接给出的增幅)。不能再吸引庞大的投资资金汇聚,只能依靠自身的造血能力来推动经济发展,将会是重庆经济面对的全新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2019年的房地产市场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乏力。2019年年中房价到达市场顶峰之后就开始掉头下行,到现在的平均降幅7%,并且还在持续的下行。 我们总结起来看,重庆支柱性的汽车产业和手机产业出现的萎缩问题,乃是全球性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核心消费力不足的威胁,因此这类重大耐用消费品的市场统统不好做。到了现在这种时候,扩大产能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方向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佳手段,就是做精做细,提升单个产品的利润率。我国汽车和手机行业的利润率水平,整体上只有约3%,就挣了一点终端组装的辛苦钱。真正的行业利润,都被上游的精细材料商、精密机床厂以及关键部件企业给挣走了,这些上游企业的利润率普遍超过15%。现在终端产品销量上的萎缩,直接就吃掉了终端组装企业的利润,并带来了巨额亏损,但是前端机床和材料企业凭借其较高的利润率水平,也还能过得挺滋润的。所以,就目前在经济上面临非常恼火局面的重庆来说,想要扭转局面,就必须往上游进军,以提升利润率为最高追求。 比如汽车发动机材料、手机镜头与屏幕玻璃材料,这些材料产业,本身就是我大中国的产业短板。这个短板如果能够补上的话,能同时解决企业利润萎缩与就业岗位问题。重庆已经在终端具备了强大的产能,那么下一步,迈入前端的材料领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并且,最关键的事情在于,全中国像重庆这样,同时拥有相对完备的重工业与电子工业产业链,并且还有规格较高的理工类大学的城市,屈指可数,连中国现代制造业的起源地上海都不行。想要在精细材料领域实现突破,可以指望的,也唯有重庆!在这件事上,重庆应该拥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魄,应该挺身而出,应该具备在挫折中前进的勇气,为我大中国补上这关键的产业短板。如果重庆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我大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重庆将会留下最为浓墨重彩的一页! 期待重庆,改变中国!

    January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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