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 去香港,收割一个时代

    中环不眠夜 港交所发来最终的聆讯反馈意见时,是夜里11点21分。 港岛的夏季潮湿闷热,51信用卡CEO孙海涛、CFO赵轲和操盘其IPO的所有中介机构都挤在中环环球大厦的一间办公室里,从早上等到了晚上,心不在焉地看着世界杯。他们本来觉得希望渺茫,准备散了。 “没想到港交所居然这么晚还在加班。” 得知聆讯通过的一刻,孙海涛心头终于大石落地。从3月时递交招股说明书到此刻,他已经等了3个月——2018年上半年,大家开始密集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其中还包括小米这种让所有人都人仰马翻的大案子,这让51的聆讯等待时间变得更长。 隔壁的中环IFC,几间办公室也彻夜灯火通明,气氛剑拔弩张。 佳琪坐在会议室毫无困意。来自两家保荐机构、数家承销商的项目负责人围坐在会议桌前,吵得面红耳赤,而她代表着其中一家。 当IPO进入倒计时阶段,这场至关重要的会议既要决定项目方股票最终的发行定价,也关乎于每一家参与其中的投行各自能拿到多少承销份额,这意味着大家各自能从这单IPO中赚到多少钱。 为了能抢到更多份额,文明一些的投行,会把自己这几个月来做的工作逐一抛出来,比如帮公司找到了多少投资者;但如果争的激烈了,大家势必相互攻击,或是指责对方工作没做好,或是反复强调自己关键时刻是如何帮对方救场的。 自2018年6月以来,像这样能持续一整个通宵、气氛并不友好的“关键会议”变得越来越多。因为从去年底到今年初陆续做出赴港上市决定的公司,在这个时间点都扎堆走到了最后关头。 2018年7月9日,小米的上市,拉开了香港资本市场这一轮狂欢的序幕。之后,无论是体量庞大如美团、比特大陆,还是那些在各自垂直领域做到前几名的独角兽,如猎聘、映客、51信用卡、宝宝树、找钢网,都悉数交表,排队敲钟。有一天,港交所敲钟的公司有8家,但只有4面锣,只能两家“分享”一只锣。 德勤报告显示,2018年来港上市的公司将达到180家,融资规模达1600亿-1900亿港元,这其中过半的融资额将会来自新经济企业。 佳琪告诉36氪,她所在的投行,今年已经接了几十个港股IPO的单子。“上半年我们接的项目太多了,我手上就分到了6、7个。”她这半年来的工作量,达到了往年的3倍,当然,奖金也大抵会是如此。 说这话时,佳琪作为一个项目的主承销商负责人,刚替一家公司完成了招股书的递交,状态十分疲惫。在这之前,她已经在印刷商那儿住了一个礼拜了——在交表之前,所有的中介机构都要聚集在印刷商那,对着打印好的招股书一页页反复核查、挑出错误、重新印刷、然后再核查,如此循环往复。 虽然,为了给“上市团”提供方便,印刷商通常栖身在中环的豪华写字楼里,有着最舒适的办公室——与之对应的,是印刷商有时在一个IPO项目里甚至可以赚取上千万的费用——但这仍然是投行、律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发行方在上市前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已经没有下班的概念了,全部材料要在一周内审核定稿。” 为了赶进度,佳琪三餐叫外卖,实在累了就抄起PS4打一会儿游戏,放空大脑。 “在这一两周的时间里,负责写招股书的香港律师几乎不能睡觉。”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翔告诉36氪,“如果是小米这种体量的项目,需要几个律师轮班倒。” 这种超乎寻常的忙碌,是将8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无数场大战、无数人常年的996、以及由此超速发展以至于可被归入“新经济”的业绩,毕其功于一役。 回顾中国互联网的二十年历史,这样的上市潮一共不过出现过三次:第一波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时期;第二波在2010年-2011年,PC时代长成的互联网公司,终于在那时寻找到了上市窗口,仅头一年就有42家中国公司在美国IPO,包括优酷、搜房、当当等。 第三波就是现在,长于移动互联网上的公司们,集体成熟了。在一级市场操盘了海量融资和收购案的华兴资本包凡,曾对36氪形容这是“移动互联的最后一口肉”,至此,大鱼们由淡水入海。 背水一战的港交所,“玩命”的投行 过去一年,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频繁在往内地跑。他要抓住一个可以扭转乾坤、但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 二十年来,历经多轮融资的中国新经济公司,都是拿美元基金的钱,然后去美国上市,其间的收益跟中国投资者几乎没有关系。 港股市场也几乎没有吃到过这口肉:据港交所数据,过去十年,在港上市的新经济公司仅占香港证券市场总市值的3%,而有“同股不同权”制度的纳斯达克、纽交所,这个比例分别为60%、47%。 香港资本市场已经许久没有“概念”。做了多年港股IPO业务的高翔,用“舒服”来形容自己前两年的状态,“那会儿港股发行市场不行,我2015年和2016年都只做了两单。” 但美股市场也有自己的尴尬:很多投资者并不理解中国公司。“要么你是行业里的领头羊,而且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个相对标的公司,要么你有一个很fancy的模式,像拼多多就是这样。” 富途证券CEO邬必伟分析道,“否则,你去了美股市场大概率也会被冷落。” 而且美股市场在语言、信息披露要求、投资者沟通以及上市费用等诸多方面都对国内独角兽有着更高的门槛。这对小体量的公司并不友好。 因此,对中国公司来说,在国内上市一直有其吸引力。而且A股的市盈率也高得惊人。 证监会也一度试图改制,以吸引这些公司回国上市。正因如此,2015年开始,大量创业公司拆除VIE架构,准备回国,哪怕已经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也掀起了一股私有化浪潮。 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2016年3月,原本箭在弦上的战略新兴板和注册制相继被叫停。 “很多准备在A股上的项目现在只能继续排队,遥遥无期。”参与了大量一级市场融资项目的律师Raymond告诉36氪,“而且去年下半年开始证监会否决了很多项目,这让很多公司一下慌了神。” 移动互联的浪潮自2010年伊始,较早成立并吃到最大红利的公司大多已经完成了4-5轮融资,小米甚至已经做了9轮融资。体量庞大、估值高企的独角兽在一级市场面临尴尬的境地:很难有机构再继续给出下一轮了。 “像小米、美团、滴滴这样的公司,估值这么高,已经把能接盘的PE都吸纳进来了,下一步还能怎么办?” 一位PE投资人对36氪说,“到了一定体量后,只有淡马锡、中投这样的主权基金才接得住,顶多软银再接一轮,然后再想融资肯定只能靠上市了。” 这就是港交所和李小加要奋力抓住的历史机遇,否则这些公司迟早会掉头赴美上市。 去年7月,港交所开启了改革意见征询。一位投行人士告诉36氪,李小加那会儿开始频繁造访内地,“跟小米、美团、蚂蚁金服、滴滴的话事人吃饭”,拜见的目的是邀请这些超级独角兽赴港上市。 2017年下半年,众安、阅文、雷蛇和易鑫相继上市,香港资本市场对新经济公司的追逐快速冲到了顶点。另一方面,2015年港股通开闸,越来越多的内地资金也开始流向香港。 在51信用卡去年7月15日的年中大会上,孙海涛决定:去香港。“当时已经看到了港交所关于改革的意见征询,加上香港没有交易时差、语言也通,于是决定放弃美国。” 孙海涛告诉36氪。 猎聘CEO戴科彬也是相似的心理。原本拆除VIE回国上市却遭遇阻力正让他两难,结果,“去年,有个港交所的人突然来公司拜访,跟我们讲了AB股改革的事,邀请我们去上市。” 在做了一番研究后,猎聘在1月13日正式启动赴港上市。 小米赴港是从今年1月开始启动的。一位知情人士对36氪说,李小加在跟小米、美团等巨头会面时,港交所“同股不同权”的改革还没出结果,但李小加表现得非常坚定自信,表示自己一定会说服政府,请对方一定选择港交所。因为李小加的坚决,美团在今年3月开始启动港股上市。 与此同时,所有的投行、律所、中介机构,统统闻风而动。 “过去不到一年飞了30多万公里了,有时候一星期能飞5、6个城市,所有航空公司都飞成了金卡。” 高翔看了一眼自己的航旅纵横后对36氪说。他总是选择坐最早一班飞机出发,再坐夜班飞机回家。“因为最近客户的事情比较着急,怕白天在飞机上接不了电话给耽误了。” 一个礼拜往内地飞2、3趟是佳琪这半年来的常态。“项目早期有大量的细节需要跟客户讨论,光靠电话会是聊不清楚的。” 她团队里的“小朋友们”就更辛苦了:白天跑尽职调查,晚上回酒店处理大量基础性工作,找资料、做数据表、搭财务模型、画PPT,每天都要忙到凌晨2、3点。 跳槽和挖角变得非常频繁。“去年底到今年初,香港很多财富管理机构的销售团队都被投行给连根挖走,工资直接翻倍。” 一位投行人士告诉36氪,“因为投行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开始接触到大量赴港IPO项目,所以要赶紧扩充销售团队来帮客户卖股票。 还有二线中资行直接高薪从外资行投行部挖人的,现组一个能做新经济公司IPO的团队。而更多的投行,则是从那时候开始大量招聘实习生,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不眠不休的工作。 传统外资大投行则在改革。为了适应新经济公司的特点,摩根大通将自己的行业分类模式推倒重建。“我们会根据新经济公司的商业逻辑来设置行业组,所有的组都all in tech。” 摩根大通全球投行部中国区主管黄国滨告诉36氪。并且,摩根大通已经计划未来两年在中国增加40%-50%的投行人员。 4月30日,港交所“同股不同权”的新规通过。上游一开闸,淤堵已久的上市需求顿时倾泻而出。 “入行14年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行情这么火爆的年份。” 高翔忍不住感慨:尽管已经在接项目上有所取舍,高翔今年的工作量还是翻了倍。光7月之前,他的律所就完成了25个港股IPO项目。 对于中环的投行来说,这也是一个在金融市场上重排座次的机会——而在传统的外资市场里,中资投行很难坐上前排交椅。 虽然,像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瑞信这样的一流外资行优势依然明显:耀眼的过往业绩,覆盖全球资本的推销网络。“谁上市都想多融点钱,所以一定会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销售网络来帮自己。” 一名投行人士告诉36氪。 以美团为例,其联席保荐人还是3家大外资投行: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美银——一般来说,保荐机构会赚走绝大部分承销费用,超过80%。但华兴资本由于参与了美团过往的多轮融资并购,在其IPO时也拿到了一个“独家财务顾问”的席位。 但如今,在港股市场上,拥有大量中国投资者资源的一流中资投行,变得非常抢手。“这几年,不少在香港IPO的项目有70%的份额卖给了中国的机构投资者。” 中金香港投行部主管陈永兴分享了一个数据。香港二级市场近年来投资者结构在变,这波新经济公司非常在乎内地投资者。 二三梯队的投行,则希望奋力积累几个新经济公司IPO的案例。“我们为了拓展客户,短期内可以不顾成本,把价格压的很低。” 一位来自二线中资投行的员工告诉36氪。 翻盘的可能性,来自对本土资本的撬动能力。 富途证券由此意外地分食了这波IPO红利。原本每个月都要去日本跟朋友聚会的CEO邬必伟,这半年来都没能抽出时间去一趟,毫无防备地进入了“职业生涯最忙的阶段”。 “我们这样的互联网券商,平台上的投资者都是散户,以前来香港IPO的公司根本不会想到我们。” 邬必伟告诉36氪。但如今转机来了,富途手上有着超500万港美股用户,而他们的主要构成就是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正因如此,“他们发现之前几只新经济股票在富途上的订单非常活跃,所以就想,为什么不在发行阶段就让我们介入进来呢?” 5月的一天,邬必伟飞到北京见了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随即成为了最后一家加入小米承销团的券商,并最终贡献了公开认购人数部分20%的份额。 (7月11日的小米股票交易情况,富途用户为最大买方) 不止是投行,为了争夺新经济明星股,所有中介机构都进入了“备战状态”。 为了小米IPO的投标,高翔头一天熬了一整个通宵做准备,对着天眼查画了一个完整的小米股权结构图用来研究与上市结构相关的问题。做律师十多年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在一个项目的投标阶段如此亲力亲为。据他所知,所有主流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几乎全部都在小米的招标名单上。 最终,动员了7个合伙人和3个资深律师一起前去“选美”的竞天公诚拿下了小米IPO项目,并最终调动了几十位律师,根据不同子公司所处的不同行业、领域划分执行团队,一刻不敢耽搁的足足做了7个月。 不过,从1月开始准备,到7月9日敲锣,半年时间,小米的IPO定价已经被大逆转,小米员工们的财富自由之梦只能打5折兑现。 市场的情绪,独角兽的价格 上市要等“窗口期打开”,是一个市场常用说法。所谓“窗口”,是指市场情绪高涨、股票能卖个好价钱的时候。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众安、阅文、雷蛇、易鑫和平安好医生陆续IPO,这5家公司在首日招股时,分别获得了73倍、120倍、46倍、100倍和166倍的超额认购。当时市场情绪非常高涨。 “去年众安和阅文上市的时候,香港投资人都疯狂的买入,哪怕他们都不知道这两家公司是干嘛的。” 一位香港财富管理机构的销售告诉36氪,“他们就认这公司是腾讯投的。” 一名早期加入小米的人士对36氪说,小米内部一度对员工承诺,估值“最低950亿美元。” 而在小米递交招股书后,媒体也纷纷称小米预期估值能达到1000亿美元。 但市场情绪从年初开始已经发生了变化。 今年1月,恒生指数达到了33484点的历史高点后便掉头下行,这令人感到担忧。港股通南向资金在1月份创下流入高峰之后,就开始逐步下降。5月南向资金净流出19.15亿元,6月借道港股通南下的资金开始卖出,金额达到109亿港元,创下今年以来单月净卖出最高纪录。 “我们4月份开始做非交易路演的时候,很多投资人都表示感兴趣。” 51信用卡CFO赵轲告诉36氪,“可到了6月正式路演时,他们的反应就变冷淡了很多,这跟市况变差直接相关。” 6月23日,小米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全球路演,但这一周并不好过。 香港四季酒店的宴会厅里没有热烈的气氛,据一位在现场的投资人告诉36氪,提问者寥寥。“而且,在香港,如果是非常受欢迎的股票,路演时坐在前排的一定是香港几大家族财团和大外资机构,但小米这次几乎都是来自内地的机构。” 大家对于小米估值模型的讨论逐渐偏离了小米预设的轨道。面对漫天质疑,雷军在路演现场还说出了一句充满不甘心的话:“这次550亿美元的定价,就是我也不想开价了,你们随便开吧,总不至于连550亿美元都不值吧?” 不出所料的,半年前新经济股被哄抢的盛况并未发生在小米身上,而原计划的“七地路演”最终也缩减到仅剩香港和美国三城,草草收场。在配合了一系列利好消息的推动下,小米最终以超过10倍的港股散户认购结局收场。这是自去年9月新经济上市潮以来,市场反应最冷淡的一次。 一位投行人士告诉36氪,雷军曾经给投行定的目标是700亿美元估值,可投行在向投资者询价的时候发现大家的心理价位普遍低于这个数字,甚至低于500亿美元。“对于投行来说,只能去做雷军的思想工作,其他无非是帮雷军再联系更多投资者,没准就有能接受高估值的。” 在上市前一天的下午,小米IPO前的暗盘交易一直处在拉扯状态下,“明天开盘破发”的消息到处流传。最终,小米以17港元的发行区间下限定价。 “真没想到雷军会以发行区间的下限定价。” 一位参与小米老股交易的投资人有些错愕。曾在今年5月以700亿美元估值的价位购买了小米老股的他,上市当日便直接亏损超过20%,这令他难以接受。 就这样,小米的IPO估值一路从最开始的1000亿美元,最终跌落到了543亿美元。 “现在市场情绪不好,能顺利IPO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一位接近小米承销团的投行人士不禁感慨。 业内人士大卫翁称,小米IPO启用了绿鞋机制——公司授权承销商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IPO后一个月内,一旦股票跌破发行价,承销商用公司IPO募资的资金帮公司回购股票,目的是稳定股价——但还是没能第一时间托住市值。 定价是一个市场行为,发行人和投行最终都难以左右结果。“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企业的价值以投资者最能理解的方式传达给他们,尽可能减小双方的认知差。” 陈永兴告诉36氪。 佳琪就更加现实了,“如果市场询价回来只有一个比较低的数字,大家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因为发出去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会劝发行人,能上就赶紧上,如果重来的话还不一定能有现在这个价了。” 破发也来了。据《证券时报》统计,2018年以来港股发行的新股,破发率达到72%。而除阅文外,上述四家新经济公司股价均呈现较大跌幅,其中易鑫和雷蛇的股价已较发行价下跌超过50%。 今年以来,二级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中美贸易战、美国加息将抽走香港市场内的资金,而国内去杠杆的大环境也使得“北水”逐渐干涸。独角兽们害怕上市窗口说关就关,越发要加快步伐。 “对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来说,不确定的事情就是不好的事情。” 大卫翁对36氪分析,“历史上几次IPO热潮的背后,都能看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公司蜂拥上市是为了抢在不确定的风险来临之前,抢占先机。” 所以,哪怕去年10月美团完成40亿美元融资时王兴尚且信誓旦旦的说“如果我们想上市立刻就可以上市,但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半年后的6月25日,这家超级独角兽已经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 一位擅长做SPV(专项投资基金)的PE投资人告诉36氪,美团在今年4月末时曾寻求一轮Pre-IPO融资,“投前估值400亿美元,投后450亿” 。可已经拿到这轮份额的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还在忙着做SPV的募资,竟突然听到了美团交表的消息,而且坊间估值竟然高达600亿美元。…

    August 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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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年香港血战索罗斯全记录

    写在前面: 本篇文章属转载,只为了让大家了解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港币危机)时的情形,作者本人在本文得出的索罗斯及国际炒家大败而归的结论本站是不支持的,实际上更是失之偏颇的,索罗斯在攻击港币的同时,大量做空了香港股市,甚至可以说,做空港币只是为做空港股服务,Soros早已通过做空港股赚的盆满钵满。所以结论就是,香港赢得了面子,索罗斯赚的了里子。 1997年香港回归,国际看衰香港的声音络绎不绝,一颗浸润在西方社会百年之久的“东方明珠”如何与一个当时还相对贫困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融合? 看衰、质疑、嘲讽……各种声音接踵而来。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金融巨头们在接连打败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印尼之后,开始将目光对准了正在风头浪尖的金融之城——香港,从而掀起了一场足以彪炳史册的金融战争。 1、20世纪90年代 索罗斯崛起 乔治·索罗斯的大名,读者应该是如雷贯耳。犹太人出身,货币投机家,资本大鳄,其身家比联合国中42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索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金融战争,狙击各国货币,所到国家对他都恨之入骨。说是在当时,如果一个外汇交易员听到消息说日本央行干预市场,大家会哈哈一笑,该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一听说“Soros in!!”,所有交易员会立刻跳起来,可见当时索罗斯的威名和实力。 1992年,索罗斯首次出手狙击英镑,击垮英格兰银行,拿下第一滴血。旗下量子基金名声大振,索罗斯净赚10亿美元。 1994年,成功狙击墨西哥比索,使整个墨西哥金融体系倒退5年。 1997年,量子基金最风光的一年,在东南亚各国沉浸在资本盛宴中时,索罗斯在瞬息之间攻陷泰国,仅当天泰铢兑美元汇率就暴挫逾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也随之陷入混乱。随后索罗斯转头攻击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与泰国经济连带较深的国家,同样屡战屡胜。外界推测这一战,索罗斯净赚一百多亿美元。 而到了1998年,在一波带走亚洲四小虎之后,实力空前强大的索罗斯将最后的目光,落在了亚洲金融中心,刚刚回归中国不久的香港,企图做空港币。随后,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集团和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爆发了一场空前惨烈的香港金融保卫战。这一经典战役,也成为现代金融史上,最激动人心和波澜壮阔的一页。 2、立体狙击理论 索罗斯的秘技 在描述这场大战之前,我们先来说说索罗斯的立体狙击理论。以泰国之战为例,因为泰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所以给索罗斯抓到了空子。 索罗斯的玩法就是,假设泰铢换美元是1:25,索罗斯首先就以抵押的方式向泰国银行借入泰铢250亿,然后索罗斯将这250亿换成10亿美元,拿在手上。 接下来,索罗斯要做的事就是让泰铢贬值。那怎么让固定汇率的泰铢贬值呢?就是不停的向泰国银行借泰铢,再抛泰铢,最后买美元。重复好几次之后,民众一下子就恐慌了,怎么各个银行和市场上都在抛售泰铢;而美元一下子大热,于是大家都一起去买美元。因为是固定汇率,不管泰铢怎么跌,始终能换这么多美元,这一下子不得了,泰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我们没有美元了。于是泰国管钱的哥们就出来说了,还是浮动汇率吧,让泰铢贬值好了,只有泰铢贬值了,美元才够卖。 然后泰铢大幅贬值,从1:25一下子贬值到1:50。这下子好了,索罗斯把手上5亿美金换成500亿泰铢,换掉欠着银行的250亿,净赚250亿泰铢,也就是5亿美元。 整个狙击泰铢过程中,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舆论渲染,精准的时间点进出,普通市民和泰国政府被玩弄于鼓掌之间,快速,凶残,无情。 3、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 其实,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香港,在索罗斯发动对东南亚的金融战争之后,就注定成为决战之地。打不下香港,索罗斯面子上都过不去。所以索罗斯一边在“料理”亚洲四小虎的同时,一边就曾多次试探过香港。 1997年7月中旬,1998年1月和5月,港币三次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恒生指数和期货市场指数下泻4000多点,市场极度恐慌。西方舆论戏称,香港已经成为国际投机家的提款机。 当时,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被舆论界戏称“任一招”,意思是说,每每金融炒家杀将过来的时候,金管局唯一的一招就是提高利率,增加金融炒作的成本,维持联系汇率。但这种办法,本质上是饮鸩止渴,因为对于楼市的打击太大。可以说,每抵御一次投机进攻,港府就要吐一次血。 按照索罗斯等人的计划,先在汇市上抛空港元,迫使香港金管局不得不采用扯高利率的老套子,利率抬高,股市势必下跌,恒指期货也会同步下滑。然后炒家便可在期货市场以较低的价格沽空恒指期贷,汇市股市双双获利,醉翁之意尽在恒指期货。 1998年8月,打着如意算盘的索罗斯,终于在几次试探之后,按捺不住躁动的心,带着最强的人马和火力,卷土重来。誓要一战终结香港。 4、董建华半小时拍板 港府背水一战 在索罗斯布局最终一战的同时,特区政府也在苦苦思索还击之道。 时任香港特区政府财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回忆到,据香港金融局官员分析,在连番攻击之下,香港已经“大势已去”,如果港府不采取行动,恒生指数将很快直线暴跌到4000点,银行贷款利息将居于历史最高位,香港很可能在5天之内“断气”。 有一定经济学知识的朋友应该知道,香港采用的是联系汇率制度,是以7.8:1的比率钉死美元的汇率制度。当时放在港府面前的选择不多,一是实施外汇管制,二是宣布港元兑美元的联系汇率脱钩。 你或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干脆宣布放弃联系汇率?曾荫权在很多年以后的一封书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脱钩只会令港人一夜之间对港元信心尽失。更会令股市楼市再度急泻,利率飙升,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即使长远来说,也未必是港人之福。” 于是经过艰难的抉择,曾荫权做出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决定:与其让香港人民的财富落入投机家手中,还不如政府入市,调用外汇储备,放手一搏。 随后曾荫权和任志刚将这一想法,汇报给了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踌躇的两人没想到,董建华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拍板放行。事已至此,曾荫权心里很清楚,拿香港人民的血汗钱来搏,赢了还好;万一输了,别说引咎辞职,他们几个就是以死谢罪都是轻的。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好走。那一晚,曾荫权哭了一整晚。 有些时候,历史,就是需要一些人,去做一些艰难的决定。双方的最终对决,如期而来。 5、世纪豪赌拉开帷幕 早在97年索罗斯掀起第一轮狙击时,香港政府就十分清楚,以香港现有的外汇储备,根本无力单独应付可能的金融袭击。于是,香港财政高官秘密进京,得到了中央的将不遗余力地,倾中国外汇储备之全力支持的许诺。这也是在首轮港元狙击战中港府死守港元汇率的底气来源。之后不久,在世界银行年会,朱镕基、索罗斯同时受邀参会。 朱镕基当场对索罗斯表示:“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 索罗斯当然清楚香港背后中央政府的实力, 此时的朱镕基已经成功带领中国经济实现转型,中央政府的弹药库储备充足,足以应对这场世纪之战。 然而,中央政府是会强势出手还是隐忍不发? 索罗斯将宝押给了后者。原因很简单,香港素来有自由之港的美称,政府大规模干预资本市场尚无先例,况且还会严重影响香港自由市场的信誉。况且,索罗斯带领的国际炒家还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可以动用,这足以打垮世界绝大多数的经济体。 时间进入到1998年的8月,在肆虐了半个世界之后,索罗斯带领着国际炒家们回到香港。此时,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公然叫嚣:“港府必败”! 朱镕基总理也说:“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 开弓没有回头箭,谁都知道双方都没有收手的余地,而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两位副行长此时已经带着600亿港币来到了香港,随时准备应战。决战的日子不远了…… 6、决战香江鹿死谁手 8月14日,香港政府突然出手,动用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同时进入股票市场和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大举吸纳,致使那一天的恒生指数反弹560多点,升幅达8%,以7224点收盘;索罗斯军团瞬间意外,他们没有想到一向标榜自由市场的港府,竟然会真的入市搏杀。不过索罗斯毕竟是老江湖,开工没有回头箭,稳住阵脚。既然你港府已经下水,那只有小鱼大鱼一起带走了。 随后一直到24日,港府和索罗斯的炒家集团之间一直你来我往,短兵相接。但是恒生指数慢慢的抑制住了之前疯狂下滑的势头,开始处于一种震荡的状态。 8月26日,离恒指期货的结算日还有两天。 8月27日,结算日前一天。上午10时,香港股市开市。一开始,炒家的卖盘就如排山倒海一般扑来。在第一个15分钟内,成交额即达19亿港元;在第二个15分钟内,成交额为10亿港元。而在收市前的15分钟,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成交额高达82亿港元!状态之惨烈,令场上所有交易员都目瞪口呆。 这一天,香港政府动用了200亿港元,委托10家经纪行在33家恒指成分股上围追堵截。恒生指数报收7922点,比上一个交易日上扬88点,这是自97年11月4日以来的最高点。 27日晚,最终的决战即将到来。那一晚,香港几乎无人入睡。 8月28日,恒指期货的结算日。这是索罗斯做空恒生指数的最后机会,之前购买的大量看跌期货能不能赚,就看这一波了。 要注意的是,恒指期货的结算价格为这一天每五分钟恒生指数报价的平均值,因此,要抬高结算价,就必须保证恒生指数走势平稳。要达此目的,港府必须得竭尽全力,寸土必争。 这一天,百万香港人锁定频道,眼睛紧紧盯住飞快跳动的恒生指数,所有的人都捏着一把汗。这一刻,许多香港市民都不再关心自己的财产是否缩水,真正意义上的与香港这座城市同命运共荣辱。 上午10时,决战打响。 港府与做空集团立刻在“汇丰控股”与“香港电讯”上展开激战。炒家的抛盘气势汹汹、排山倒海,政府军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不剩,全盘买入。开市仅5分钟,成交额即高达30亿港元! 中午12时午市收市前,战斗又趋激烈,“长江实业”、“中国电讯”等多个蓝筹股被炒家疯狂抛售,滔滔股海,港府狂澜力挽。午市收市时成交额报409亿港元。下午开市,战况更趋严峻。炒家的抛盘滚滚而来,港府几乎是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外汇储备,全盘吃下,全线死守,平均每分钟就有价值3.5亿元的股票易手。 下午四时整,恒生指数终于在7829点定格! 惊心动魄的四个小时之后,全天交易额达到了香港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790亿港元!恒指期货最终以7851点结算。在上溯总共10个交易日中,香港特区政府约动用相当于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将恒生指数上拉1169点。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索罗斯大势已去,败局收场。在这场保卫香港的“决战日”中,香港股市交易量达到了790亿港元,大约是平时交易量的10倍。 尽管国际炒家们困兽犹斗,妄图在9月搬回战局,但在9月7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大受限制。当天,恒生指数飙升588点,站上8000点大关。 国际炒家的亏损进一步加剧,最终不得不从香港败退而去。 再往后的故事就尽人皆知了,香港市场逐渐恢复了元气,1999年恒生指数重回10000点以上,港府从股市中全部退出,赚了数十亿美元。 后记: 可以说,在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撑下,香港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命脉,但也只能说收获了“惨胜”,而若没有这个强大的后盾,其后果就更加无法想象了。对于这场金融战争,中央政府的表现获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其角色定位之精准、出手之决心、策略之稳重让世界赞叹,这也成为中国政府参与世界金融战争的“首秀”。 由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朱镕基被国外杂志评为当年“世界金融三强人”之一。(另两位分别是:格林斯潘、索罗斯),而在十几年之后,有人评论道:“你一定没有想到,中国曾经那么伟大过——挡住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早就在1998年爆发了。” 最近港币暴跌,金融风暴之声再起,香江风起云涌,不觉让人回想起20年前的那场大战,如果真要开打金融战,港府的储备金是否充足?作为后备的中央银行外储是否支持? 如果开战,希望我们还是胜者。

    March 1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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